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及其性质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叙事结构的断裂上。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2—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2—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     

传统与现代:"二元"如何"对立"

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今天,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后10余年,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的情况下,重新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课题,有文学本体认知的深化,更有文学史研究不断调整思路的重要意义。这一论题本身既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历史先天性联系之特性,又表现了传统文化自身活力予以文学现代性的特质。这些年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涉猎到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的问题,无论是文化传统本身的文学整体辨析,还是中西文化比较中的探寻,甚至作家作品的文化剖析,都表现出对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认知。这使得文学史不断被重写,作为文本的作品被重读,大大扩展了文学生成的新资源。有鉴于此,本栏目特邀请杨洪承、李怡、何锡章、谭桂林、王彬彬等五位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问题发言,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思考。     

关注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让研究者沉下心来做学问--关于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海洋"的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象探讨

本文着重以海洋意象为立足点,探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中具有崭新文化意义的海洋意象的形成与流变,力图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近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海意象呈现出与古典文学海上仙话传统截然不同的思想蕴含,它一方面体现了创作主体感时忧国的现实意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近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精神.从主题史角度看,近现代文学中海意象的多元流变昭示着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特征.     

为古代文学研究正名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国历史文学史》说开去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整合刍议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     

归位、整合与再生——国家文学逻辑中的现代文学史写作

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社会,在多重历史性的磨砺、催生中发生的,始终包含在国家文学大逻辑中。现代文学只有纳入国家文学整体中,其文学特性、历史特性、文学史价值才会得到显现和合理评价。现代文学纳入文学通史,会带来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双向互动和话语激活,在全球化语境中有望整理出新的中国文学话语资源,对中国文学现代化和文学学术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与交流,应该遵循当代性和现实优选原则,充分尊重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郭沫若在"翻译是媒婆"问题上的分歧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提出了"翻译是媒婆"的说法,鲁迅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多次批评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贬低了翻译的地位.围绕"翻译是媒婆"的问题,鲁迅和郭沫若就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辨析,推动了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     

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两个先验的没有经过充分反思的参照视野,一个是西方的现代性,另一个就是中国古代传统。这两个视野完美而又矛盾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坐标。在整个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学研究者们在这两个坐标中摇摆。当我们试图挣脱传统的束缚,就去西方那里寻找资源,并把西方文化看成是现代性的完美表达;而当我们发现了西方     

现代文学的“学问”推原与问题反思

与古典文学相比,现代文学学问不以知识淹博与历史层累复杂见长。其学问构成主要源自现代社会变革中文学体系自身易变、现代人生与生命之变以及现代文明理性之变三个层次。晚清民初以来,中国人的学问观、文学观都处在调整之中,现代文学的学问建构因此存在古典传统与现代文学的断裂、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剥离等问题。现代文学学问的开展,须拆除有形（学科）与无形（观念、习惯）之“墙”,以“不自生”的万物疏通与联通中国文学的上游以及文学外围的知识、思想、学问体系之间的联系,方有源源不绝的生机。     

阐释的历史与历史的阐释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六十年沧桑:知识分子话语的"失落"与"回归"——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文学史表述为例

文学史家写作曾很长时间比附于主流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主体精神缺失后的"失语"."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经沉浮.我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京派"的文学史表述的考察,可以探析文学史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的关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写作中文学史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失落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集体"失语"与"回归"的原因,进而给今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以启示和借鉴.     

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以语言文体为例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圣经》资源问题 ,认为《圣经》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形式创造 ,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世界 ,尤其是对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而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不可或缺的文学资源。     

与生活对话--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性

与生活对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崇高理想,平民化一向被认为是走向生活的有效选择,但是百年文学的发展表明平民化的对象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是精英或者大众?是对抗还是认同?总之重新切入当下的生活是中国现代文学尚未完成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给自身一个正确的定位,并有效地调整姿态,改变策略。     

从《宝马》看经典重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和重释,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其中既包含有因历史的变动而引起的阐释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的变化,也包含有这种阐释和重释活动的历史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所隐含的一种阐释的契机或者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重释何以成为可能?重释经典需要注意哪几个原则?支持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学理资源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本期文学版特邀请於可训、陈漱渝、秦弓、王宁四位教授对上述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索,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国学研究和教学中"问题"意识的培养——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应用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与应用中发展起来的。五四新文学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向西方学习,积极地借鉴和汲取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因素,从而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