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边疆政制设计方案述论

国民政府时期,针对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等旧有政制对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严重阻碍,一大批知识精英以边疆治理现代化为立论依据,分别从边疆旧制变革、边疆自治、边疆人民参政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关边疆政制方面治理改革方案,并试图以此来提升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能力。虽然有些主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大部分方案或多或少地为当年及以后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123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边疆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运用Nvivo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123份边疆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经历了由保稳定到促发展、再到强边疆的转变，边疆治理政策趋向成熟。但边疆治理政策对供给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策工具使用领域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不均衡，对铸牢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焦程度有待提高。要促进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推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整合，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聚焦度，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     

边疆与内地的融合:清代内地神灵信仰在北部边地的传播

清代北部边疆地区内地寺庙的兴建、内地神灵信仰的输入,既是清廷对北部边地加强统一、管理设治的结果,亦是内地百姓逐渐移居这些地区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在清廷和内地百姓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不仅在边疆地区修建起诸多内地寺庙,而且将关帝、龙神、阎王等内地神灵信仰输入边疆地区,并依托这些寺庙塑造了边疆地区移民社会的自我信仰。边疆地区内地寺庙及内地信仰等的存在,为边疆地区城市村镇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促进了边疆地区原住民与内地百姓间的融合。在国家治理层面,清代北部边疆内地神灵信仰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边疆地区游牧、农耕两种经济的融合,也为清廷维持边疆统一、加快边疆开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兼议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国家意识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一个政治整合问题,清朝的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和认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如外蒙古和西藏提出独立的要求,作为西部边疆地区的青海是一个汉回蒙藏各族的交汇区,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非常复杂。在这个边疆与中央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过程中,青海在回族地方军阀马麒父子的治理下,顺利建省,有效地加强了青海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相比于西藏、内外蒙古和新疆,青海的政治整合要顺利得多。为了理解民国时期青海的政治地位和行政转型,马麒是个关键的历史人物。文章回溯了青海马家军阀的发迹史,并对马麒生平和政治谋略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     

边疆文化构建与边疆治理

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边疆地区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逐渐成为经贸活跃、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进的今天，边疆不再是传统军事安全层面上的单纯的政治边疆、国防边疆，它已成为国家全方位开发开放的前沿。在保证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消除威胁边疆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整合各种统制机制治理好边疆，从边疆文化的构建入手，通过边疆文化的社会功能，探索治理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的途径，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长久而稳定的繁荣发展。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论析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康藏边地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并试图以此唤起康藏边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些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清朝经略西藏中的直省角色——以川滇甘三省与西藏的关系为中心

在清朝治理西藏的过程中,四川、云南、甘肃三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省军事力量是清朝经略西藏的主要军事支撑,三省在行政资源和后勤供给上为清朝管理西藏提供了保障,也是清朝管理涉藏朝贡和交通的依托。三省在清朝管理西藏中的特殊作用,反映了清朝经略边疆中的直省角色,即清朝实现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和管理,需要直省地区特别是同边疆接壤直省的支撑,也反映了"大一统"政权下直省与藩部的密切联系和休戚与共。     

影响边疆经济运行的四维因素论析

边疆经济与非边疆经济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非边疆经济的内在逻辑,而决定这一内在逻辑的则完全来自于边疆的特性和边疆所面临的特殊情境。边疆经济研究主要包括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等内容。阐释边疆经济的重要方式是分别阐释经济性、制度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机理。相对独立考察这些因素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便形成边疆经济的阐释维度。经济因素是影响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史因素也是一项基本性因素,影响边疆经济的问题常常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政治性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有时它成为第一位的影响因素;至于制度性因素,多半是历史因素的伴生物,边疆较非边疆的特殊历史对边疆地区的制度创新以及实现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有着重要影响,但制度性因素毕竟还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性因素。     

边疆地区经济增长动力探析——基于扩展的增长核算方法

边疆地区内生增长能力是“兴边富民”行动的重要抓手，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边疆地区主要通过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资本、土地增长效应有待加强。资本增长效应在东北边疆最高，土地增长效应仅在西南地区显著。边疆地区资本利用效率正逐渐恶化，但劳动、土地利用效率逐渐改善。增强边疆地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建议：西南地区改善土地利用效率；东北边疆改善资本利用效率；西北边疆改善劳动利用效率。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

辽朝与高丽的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 ,辽与高丽既有战争 ,也有和平交往。和平交往为辽与高丽关系的主流。辽朝重视对东部边疆的治理与巩固 ,采取了建立军事城池、派驻军队、严加防守、移民东部边疆、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巩固了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统治 ,并由此奠定了辽金元东部疆域的基础     

国家法权与边疆治理：清代伊犁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及变迁

以将军辖区为核心的八旗驻防既是清代遍布全国的兵力配置，同时也是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的空间配置。将军、都统等八旗将领并非仅具军事职能，在未设督抚与州县制尚不完整的边疆区域，八旗驻防将领的权限较为广泛，其中包括司法权力的行使与运用。对八旗驻防将军司法职能的探讨在学界尚属一个亟待开拓的薄弱领域。本文以伊犁将军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与文献典籍对边疆治理中八旗驻防将军司法审判职能做出初步探讨，指出有清一代西北陆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构成是平行于内地州县区域的另一司法体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清代的王朝国家治理。清末以新疆建省开启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以文治取代武治，边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被逐步纳入州县制司法体系下，最终实现了两种司法体系的统一和划一，推动了清末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整合和深化。     

略论金世宗的北疆经略——以对契丹、蒙古政策为例

金朝的北部主要指上京、东京、咸平、临潢、北京、西京6路。其北部边疆地区,外与蒙古高原诸部相连,边疆地区有女真、契丹、奚、汉族等杂居。世宗继位于辽阳,对于北部边疆格外重视,通过镇压契丹族起义、移民、征伐蒙古高原诸部、修筑界壕、榷场、赐宴等方式,加强国家对北部边疆的经略。这些措施促进世宗一朝金朝北部边疆相对安定,但是措施的弊端,给金朝北部边境稳定局面下留有深厚的危机。     

略述清代前期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制度改革及其历史作用

清朝建立了远比汉唐元更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代前期的诸位皇帝,都积极经营西北边疆地区,曾对当地社会制度进行过重大改革,无疑对西北以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清朝通过不断完善西北民族地区的法律措施来巩固社会制度改革的成果,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一、清代前期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清代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代表,积极经营西北边疆地区,以消除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和巩固边疆,加强中央集权为目标,根据同蒙古族等长期接触的实际政治经验,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常败于北…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

我国陆疆合作型治理是中央政府及其陆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把拥有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及其社会公众统合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以陆地边疆问题的解决为依归的边疆治理模式。陆疆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决定了合作型治理是陆疆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合作型治理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决定了该治理模式是推进陆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陆疆合作型治理模式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建构：府际间的协同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模式、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模式、政府与公众的互信模式等。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买卖的罪与罚——以土默特司法档案为中心

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较为猖獗，对边疆地区的社会危害尤为重大，不利于边疆人口的管理，也会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打击人口买卖、保护妇女儿童对于当时的人口管理和社会稳定十分重要。从清代归化城土默特档案入手，解剖“蒙人布木伯尔等拐卖人口”这一典型案例，梳理清代土默特有关人口买卖的36份司法档案，可以较为完整地还原清代蒙古地区买卖人口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从中央与边疆部族的关系考察，也体现了中央法与地方法、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理藩院则例》中央法与《蒙古律例》地方法的内容互相尊重，体现了清代中央政府与蒙古地区的制衡关系和清政府治理边疆蒙古地区的政策与谋略。清代土默特档案中司法判决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蒙古地区逐渐认同中央《大清律例》的趋势，也体现出其严惩买卖人口行为的立法态度和相应减轻处罚的司法实践操作。这种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背离现象，充分展示了清代统治者在制定、执行法律时，既能坚守中华法系传统，又能灵活应对社会变迁的务实态度。     

姚莹《康輶纪行》述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加强了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引起了人们对祖国边疆的高度关注。姚莹的《康輶纪行》是其贬官四川后为解决藏僧纠纷两次奉使乍雅途中的札记汇编而成,以全面介绍藏族考及藏外印度、尼泊尔以及英、俄等国情况为基本内容,对西南地区边疆形势进行了考察,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觊觎,为加强祖国西南边防提供了有益借鉴。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