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是不是曾主张五族共和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是肯定的,一种是否定的。持否定意见的同志所根据的理由主要是:1、五族共和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2、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就五族共和问题明确表态,3、有一些立宪派人起劲唱喊五族共和,许多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乘此混进新政权;4、孙中山以后批判过五族共和。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我认为,孙中山曾经主张五族共和。     

宋教仁与共和政治

宋教仁并非“拥袁派”、“议会迷”，其对袁世凯的妥协与让步实为时势所迫。主张实行资产阶级内阁制实为限制以袁为首的封建旧官僚的势力。宋教仁在当时的形势下谋求共和政体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是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矛盾的体现     

立宪设计中的价值整合与复合共和

就一个大型国家的立宪设计而言,一种什么样的立宪设计理论有助于化解设计难题、整合立宪设计中众多的价值目标?该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复合共和政治理论建立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与区域自治、宪政制衡与民主参与、权力制约与有效治理的多重立体平衡,因而复合共和作为立宪设计理论将有助于化解设计难题、整合立宪设计中众多的价值目标.     

孙中山对“共和”的迎与拒

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经济人假设：共和主义传统的反思与主张

经济人假设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政府机构都是追逐私利、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和经济动物。这种假设的结果是政治冷漠、公权腐败、市场失范。共和主义反对经济人假设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反思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及其带来的公地灾难问题。共和主义主张超越经济人,发展责任型政府。在政治人假设的基础上,共和主义主张公众积极参与政治,政府积极回应民众的偏好,社会合作协商。共和主义区分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类型,主张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相互配合,积极促进公共品的供给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     

共和主义权力逻辑视域下的政治义务

权力逻辑影响着政治义务的证成,不同的权力逻辑下政治义务的证成效果存在显著的差异.依据自由主义的无干涉的权力逻辑,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公民实质上遭到了政治共同体的干涉,而这种干涉行为最终导致政治义务因缺乏正当性而无法得到有效的证成,除非经过公民个人的同意.与之不同,共和主义奉行一种无支配的权力逻辑,它强调当政治共同体向公民施加某种政治义务时,确实对公民造成了干涉,但并没有对公民造成任意的干涉,并且这种干涉根本上切合公民的自身利益.相比较而言,如果依据无支配而非无干涉的权力逻辑来解释政治义务问题,那么公民将更易于自愿承担政治共同体所施加的政治义务.     

共和主义与公民参与--评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共和主义的评述

威尔·金里卡的<当代政治哲学>在学界影响甚大,然而,该书对共和主义的评述存在明显的失当.金里卡把共和主义中的温和倾向评定为与自由主义一致,而把比较强硬主张的共和主义的观念加以极端化处理,从而断定是不合时代要求的,由此,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缺陷的批评被忽略.共和主义表达了对当代政治生活中公共领域的衰败以及公共价值的衰落的忧虑,而力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来复兴集体自治的价值.     

“民主共和”:中国式契约政治的构建

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经过新旧势力合流,结束清朝皇权政治.国内新旧杂糅的各种政治势力,受国际因素影响,以推翻帝制为目标而进行了权力博弈,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多数力量赞成嫁接西方“民主共和”体制,建立中国式的契约政治,从而试图构建一种别于君主专制的新型政治秩序.然而这种契约式政治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派系斗争性,基本决定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主文从的政治表达,此为“共和”夭折埋下伏笔.     

孙中山谋求祖国统一与再造共和的奋斗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十多年里，孙中山曾三度以广州为革命基地，重新进行统一祖国与再造共和的不懈斗争。他依据国情，先后三次举兵北伐，冀以北伐武力推翻北洋军阀专制政府，恢复真共和并统一全国；他俯顺民心，又几度开展和平民主活动，竭力争取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多方谋求国家统一与真共和的活动和斗争，是他救国民主革命与振兴中华事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和全国人民的意愿，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民主政治建设的共和维度

共和民主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政体，是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的共识与选择。共和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主张在民主基础上公权制衡。共和的核心理念是“天下为公”。市场经济主体是多元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应是政府自觉地培育多元主体的过程，多元之间不是敌对关系，解决的方式是由多元均衡达到社会和谐。公共权力体系应向代表性的阶层、群体或集团全方位敞开，从而达到多元共赢的目的。     

试析魏玛德国集体合同制的兴衰

集体合同制是魏玛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与革命推动了集体合同的法制化。集体合同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的劳动权与其它合法权益。然而,在经济形势恶化的压力下,集体合同制从自愿调解模式向强制调解模式转变,成为政府控制劳动市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政策手段。最终,集体合同制由于政治与经济危机而无法正常运行,魏玛民主也由于同集体合同制的密切关联而受到质疑。魏玛时代集体合同制的兴衰历史反映了现代福利国家建设的成就与局限。     

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是对德帝国时期不公正和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的反叛。比例代表制强化了德国长期存在的多党政治。比例代表制,连同不利的政治文化、政党特点和政党体制的弱点,导致了政府的不稳定和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的深刻危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现行国体、政体的渊源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60年来我们在政权建设上的许多举措,都能在历史轨迹中寻找到许多因果渊源的对接点.抚今追昔,从国体来看,我国现行人民民主专政是由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农民主专政发展而来的;从政体来看,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苏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发展而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现行国体、政体之间是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制度论析

民国时期灾荒频发 ,为救济灾荒 ,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传统荒政基础上 ,吸收外来的救灾制度与经验 ,在救灾程序、措施、财政、管理等制度方面进行建设 ,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性制度框架。毋庸讳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法制化社会 ,许多制度具有虚置性 ,这种弊端政情使救灾制度效能降低 ,造成灾民风雨霜露、饥寒颠踣的情事与民国历史相伴随     

论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

人证制度是清末民初时期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同传统的人证制度相比 ,清末民初的人证制度出现这样一些变化 :证人不再是依法可以拷讯的对象 ;证人若具备特殊情形 ,其拒绝作证完全是一种权利 ,而非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证人若具备特殊职业身份亦可以免予作证 ;证人依法享有一定的物质补偿权 ;对证人伪证行为的打击不再限于众证定罪案件中的作伪行为 ,并且应以证人被告知伪证的后果为前提。这些变化适应了清末民初司法审判由口供裁判主义向证据裁判主义转化的要求     

民国晚期成都地区律师制度概述

民国晚期是中国现代律师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经过民国初年的创建,律师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致认可和接受,传统法律文化对律师的偏见正在逐步减弱;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东西,以及来自政府对律师的不信任和控制,又在促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悄然地发生着质变。本文以成都地区的原始档案为依据,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民国时期安徽卫生行政体系探析

民国时期,安徽政治处于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卫生行政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安徽省政府的领导下,卫生行政对现代化作出了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民国时期安徽政治环境变化多端,卫生行政的发展是一个曲折又上升的过程。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安徽卫生行政体系对民国时期安徽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与发展、疾病防控及大多数民众身体健康的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     

论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人民性特质

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是在借鉴和仿效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识指导下的制度创新。党的群众观点和路线贯彻始终，在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形成、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仅形塑了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组织规则、工作内容和职能设定，也赋予了其根本的、鲜明的人民性品格。这是“人民检察”的精神源头。     

新中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的历史嬗变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经历了4个阶段的历史嬗变,即从供给制和公费制向人民助学金制度为主发生转变;人民助学金制度走向式微,奖学金制度产生;奖学金制度与贷学金制度并存的新型高校学生资助模式的确立以及“奖、贷、补、助、减”等形式的现行高校学生混合资助制度的形成与完善。这一历史嬗变体现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呈现着中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变迁的必然趋势与曲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