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对净土宗及其修行思想影响初探

《大乘起信论》作为中国佛教转型期的理论巨著,其"一心二门"思想对华严、禅、净土诸宗均产生深刻的影响。《起信论》的"真如缘起"和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作为理、事二种本体论形态,使真心本觉思想进一步成熟,进而为众生皆能成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通过一心(真如门)念佛熏习妄念(生灭门)达无念,进而起大乘之信心,入菩萨之行门。《起信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思维模式可看作净土宗心性思想及往生思想理论构架的一个缩影。两种思想体系在理论架构、修行模式及处理本体与现象关系采用之径路这几方面所具有的的共性,反映了唐以降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     

日本近一百年来的佛教研究

[提要]近一百年来，日本学术界在引入欧洲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础上，综合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思想史等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乃至弊端也开始引起反思。另外，围绕“大乘非佛说”“大乘佛教的起源”“《大乘起信论》的真伪”“如来藏思想是不是佛教”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深刻影响到东亚乃至世界佛教学术界的研究走向。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学术界在佛教福祉学、佛教生死学方面进行了新的开拓，力图挖掘佛教学新的可能性。     

法藏的唯识观——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为中心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之间的交涉关系可看作隋唐佛教性相之争的缩影,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华严宗巨匠法藏对这一对本是唯识学的概念的理解,并以此了解隋唐以后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本体论特色。法藏对此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以降中国佛学思想的主流观点。第一,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和生灭缘起之有为法的结合,即二者共同组成了所谓阿赖耶识;第二,真如也可受熏,并参与形成此本识。这可看作贤首大师对法相唯识学之整体理解的根基,是受之前旧译诸经典之影响所致。而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唯识学中的一支,其受真谛等无相唯识学的影响颇深,并站在《楞伽》、《起信》等以如来藏来统摄阿赖耶识的思想上来发挥如来藏系思想,并不能代表整个唯识思想,其与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亦不同。而这也不仅是法藏本人的观点,它还反映了以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为首的整个中国佛教性宗的理路。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理性交流——以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为线索

近代汉传佛学复兴之初,杨仁山奉《大乘起信论》为圭臬,开启近代汉传佛学的理性重建,推动佛学的义理更新。以此为基本落脚点,在唯识学回归之后,在理性精神的带动下,引发了持续的唯识学研究热。佛学理性精神由此回归。在理性精神指引下,汉传佛学研究突破学派、门派壁垒,与藏传佛教进行正面交流和学习。留藏学法团进入藏地求取藏密,在求法过程中译介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推动了近代中国汉、藏佛学的理性交流。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成唯识论》中的唯识空观及其对“外道”的批判

佛教思想是在与不少其他宗教哲学派别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大乘佛教虽然分为中观和瑜伽行两派，但它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对其他派别的态度也有类似点。《成唯识论》中的唯识思想实际上包含了般若中观理论的重要成分，是瑜伽行派论述佛教“空”观念的一种基本形式。《成唯识论》从佛教的唯识空观出发，对其他派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涉及各派的核心思想，而批判的重点则是各派学说中的实有观念。通过对这方面内容的分析，可以了解佛教与许多印度古代思想派别的基本理论差别。     

经量部的种子说及其理论困境

本文探讨了经量部的种子熏习学说。为了在过未无体的时间预设下来说明业果的关联、烦恼的潜存等问题,经量部首创了种习学说。而有部则立足于三世实有的基本立场,主要从种子的假实问题、种现熏生的异时因果问题、种子引生异熟果与等流果的差异性问题、初念无漏的生起问题等四个方面,对经部的种习学说予以了多方驳难。唯识学的种习学说,正是在充分吸收了有部相关论难的基础上形成的。     

念与离念--理解《大乘起信论》的新思路

文章从念与离念的角度对《大乘起信论》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念指的是心对境的攀缘,念依无明而起,念能变现和攀缘生死境界。离念指的是脱离能念所念的二元对立而归一性。《大乘起信论》上承印度佛教,下启中国佛教,弄清楚其念与离念问题对正确理解中印佛教关系大有好处。     

略论《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本文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思想与朱熹的＂心统性情＂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大乘起信论》对朱熹理、气关系的影响两个方面,阐述了《大乘起信论》对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揭示了中印文化心性论的不同特点。这对于理解人性、心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浅谈《大乘起信论》

在佛教典籍中,尤其是大乘佛教典籍中,<大乘起信论>是一部非常具有影响的论著,它与中国的佛学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历来存在诸多分歧,相左的意见和言论大量存在,至今未有定论.本文暂不述及这一问题,只对<大乘起信论>的文本中缩包含的佛教理论谈一些体会和看法.     

法称的逻辑学（节译）

［摘要］印度大乘佛教显宗理论之建构,历经中观、唯识,最后达于量论。作为“六圣”的最后一位即法称菩萨,承续陈那之体系,抽绎其精髓,所作“七部量论”,集佛教量论之大成,其中尤以《释量论》为大乘显宗之终结。特于近代以来,因其梵文原本被发现,故在国际学界影响日深,已成显学。本文分析了法称逻辑学之构成及其独创性,介绍了西方的研究成果,尤以从彼得堡学派到维也纳学派关于法称研究之深度转换为精要。     

大乘振兴的突破口——《真现实论》对世出世间法的现代融通

《真现实论》,一名《现实主义》,以融贯佛法破摄世学为内容,是为体系构造之始、人生佛教系统的理论前奏,实属太虚思想演进史研究的关钥。认知上有两种确定性,经验的与知性的,作者据佛教认知特质,抉择经验、人生之现实以为佛学与世学的结合部,鼓励由寻常经验进至圣者现观,增进人生而达贤人超人超超人。这一佛学知识论与人生观构想,正是太虚为大乘佛法振兴打开的突破口。     

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人间性的佛教底蕴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他所有僧制著作中最完整、最精深、最详细的一部,是研究太虚僧制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目前对太虚思想的研究,往往过多关注太虚人间性的一面,多论述其领导中国近代佛教如何吸收新思想进行改革,而忽略了太虚作为一代高僧,其佛教信仰和佛学修养在人生观中的重要地位。而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实际上就是在他深厚佛教底蕴的基础上,讨论了佛教在人间的问题。     

敦煌高僧昙旷的佛学思想新论——以法藏P.2258V~0《百法手记》为中心

敦煌高僧昙旷的经历和佛学思想著作不见于历代藏经。敦煌遗书问世以来,人们发现存留有多种昙旷所撰写的佛学著作,从此中外学者开始探讨他的经历和思想。然而,这些研究仍然未能有助于我们对昙旷自己最终成熟的佛学思想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本文以和昙旷有密切传承关系的《百法手记》为依据,对昙旷晚年的佛学思想主张做了进一步地探索,认为:昙旷批判性地继承了唯识宗的一些主张;关于心法的认识,依从《起信论》说;在涅槃观方面,与昙旷《大乘二十二问》所主张的一脉相承;在依时判教方面,不同于唯识宗,也不同于华严宗,而是直接将如来藏法性缘起宗安于第四时分上。     

法相唯识:佛教形而上学的概念金字塔

法相唯识学说像普罗提诺和司各脱·厄里根纳的学说一样 ,它塑造了一个绝对主义形而上学的概念金字塔。“依止”、“三能变”、“三性”等概念是对其金字塔诸层现实的及逻辑的依存性的描绘。种子与熏习理论是形而上学金字塔的证明。五位百法是形而上学金字塔的总体概括。五重唯识、唯识行位理论等则是这一形而上学概念金字塔在佛教行法层面的投影     

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有益探索——略论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及他方净土思想

民国时期,社会纷乱不息,著名高僧太虚大师通过"人间佛教"理论提出了如何使社会和谐的医治处方.七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上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本文通过对太虚"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理论的回顾,力图追索出其思想深层理论脉络的特点.认为,太虚的"人间佛教"阐释其佛教人生观与"人间净土"的背后,其理论依据是其世界观——唯识论,故而"真现实"思想成为太虚佛教思想的核心.在梳理太虚"人间净土"思想之余,本文还考察了他的弥勒净土思想,并尝试对这两种净土理论的关系作出一些新的解读.     

如来藏与“寂”“觉”之辨——论印顺与吕瀓的如来藏思想的差异

印顺和吕澈在“性寂”和“性觉”问题上的争议体现出二者如来藏思想的差异。吕澈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特点是“性觉”。他从“所”、“染”和“寂”的角度诠释《楞伽经》的如来藏。而在印顺看来，《大乘起信论》的“性觉”思想部分来自于“扶南大乘”，《楞伽经》如来藏的结构是真妄和合。他认为，“性寂”和“性觉”两条理路是可以互相发明和会通的。     

文化对话与近代唯识学研究

文化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背景,这种对话反映在近代唯识学研究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课题的对话。二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三是佛教研究群体内部互动交流。这三种对话交流的情态共同影响了近代唯识学研究。     

批判的佛学何以可能——吕澂后期思想探微

吕澂的《起信与楞伽》、《楞严百伪》、《大乘起信论考证》、《起信与禅》等论文大致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但其中一些却迟至20世纪60年代还继续发表。吕澂的批判性佛学渊源于欧阳竟无20世纪20年代的批判《大乘起信论》,而另辟蹊径,即考镜源流的谱系学批判,这一批判方式奠定了吕澂批判佛学的基础。     

《大乘义章》与北朝佛教释义学

北朝晚期,在东魏、北齐的邺城,佛教义学兴盛,出现了一批以“义章”或“论”为题的解经文献,尤以净影慧远《大乘义章》最著名.“义章”与“义”是同一文体,属于“义”的汇编,是真正的中国文体,就其内容的组织结构而言,则是对印度佛教论义传统的继承,有两种基本形态:通论形态的“义章”,主要是对名相的分类与阐释;释论形态的“义章”,直接表现了当时的解经活动.属于后者的“义章”并不多,渐与“义疏”融为一体,常被统称为“章疏”;“义章”主要是指前者,是北朝晚期佛教释义学的主体部分,通常借用印度论典的组织结构,以当时传译的唯识思想诠释中国佛教的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