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初期的大乘佛教及其学说

早期大乘佛教是东方哲学史、文化史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它的起源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对大乘佛教的研究必须依靠汉译佛典来进行是它的突出特点。一方面大乘佛教把唯心主义的思想推向了神秘主义的信仰高度,另一面它又具有世俗化的思想内涵。无论在印度哲学史的探究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佛教史的研究领域,都是一个需要理清和打通的认识环节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天下。大乘佛教慈悲救度的价值取向、扫相显空的思维方法与众生皆可成佛的心性论思想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这种对应就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根源。而儒道学术史上融合兼综的传统又培养了中国义学僧人融纳会通的精神,使大乘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圆教形态。     

龙树论略--兼论龙树与《华严经》的关系

公元3~4世纪印度著名智者龙树是印度乃至世界佛教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龙树创立了大乘空宗,对佛教的理论和实际修行由小乘转入大乘起了决定作用。龙树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八不缘起”、“实相涅槃”等)都被后世佛教的显密各宗当作自己的理论渊源,被推为“释迦第二”。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思想与汉文化认同——以高昌回鹘佛教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以中原大乘佛教思想文化为主体，体现在对心性论思想的重视、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三教合一”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思潮的流行等方面。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在整体上是宋元中国佛教文化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认同极大推进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认同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东北亚文化与东北亚佛教

东北亚佛教的形成与发展是中日韩相互文化交流的结果。佛教与儒学、道教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需要的内在联系,佛教和儒、道融合与现世产生着必然的关联。东北亚佛教信奉大乘佛教具有多元化特点,是“人间佛教”。光大东北亚佛教理念和价值对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具有现实意义。     

驳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

松本文三郎的《弥勒净土论》误解了早期佛经中的记载,混淆了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的关系,在此错误的前提下否定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认为其受到了后世大乘思想的影响。松本文三郎以义净记载印度小乘佛教不礼菩萨、不读大乘经,来证明小乘佛教一开始就没有菩萨信仰,其理由不成立。实际上,弥勒信仰起源于小乘佛教时期。小乘佛教内部孕育了大乘佛教,其中弥勒信仰是大乘佛教的重要源头。松本文三郎的弥勒信仰起源论观点有误、证据不足,实为倒果为因。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问题——关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思想的再思考

佛教中国化的课题是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也是观察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有高度学术意义及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当前新时代宗教中国化的总体方向下深入拓展佛教中国化议题的学术内涵,深度及广度,构成当代中国佛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挑战。为此本文通过重读前贤的论述,厘清佛教在地化及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源于佛教中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系统论证从印度大乘经典的思想建构,到中国古代佛教的义理诠释,无不融贯对于大乘佛教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为基于佛教内部视点深入评估佛教中国化议题的思想方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学术思想基础。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灵与肉的冲突：杰克·凯鲁亚克的佛教思想分析

自《达摩如是说》以后,凯鲁亚克的作品中无不带有东方佛教色彩———大乘佛教和禅宗。本文试图就凯鲁亚克的作品,结合美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其佛教思想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指出在凯鲁亚克的思想中,大乘佛教只不过是用来排遣孤独、摆脱压力的一种渠道;禅宗则是企图挣脱一切束缚,达到完全自由的一种手段。     

普贤信仰及大乘普贤形象的演化

普贤信仰为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中地位显赫、关键.本文爬梳文物文献,认为普贤信仰乃雅利安人理想化的故土和部派佛教时期某一称为"普贤"的信徒这两种因素糅合的结果,早期大乘佛教关于普贤菩萨来历还有着其他异说.印度的大乘普贤形象,最初当为在家居士形态,再演变为骑乘六牙白象的天神,或以十罗刹女而为普贤胁士.中国的普贤形象又有了明显的变化:普贤相貌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异;一佛二菩萨和单尊这两种格局中的普贤形象,皆与印度有所差别;对普贤形象作出了新的阐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普贤坐姿及面容并不雷同,特别是还间或闪现了女性化的普贤形象.     

从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看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

公元1世纪,大乘佛教在向北天竺传播的同时,已开始向中国汉地传播,汉明帝永平求法传说就是对这一史事的反映。但在于阗、龟兹为代表的西域地区,小乘佛教仍占据统治地位,使大乘佛教向汉地的传播表现为非接触传播的特殊传播方式。这种文化传播方式正是中印早期文化交流的特点之一。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北朝佛教的义学体系建构———« 大乘义章» 与« 菩萨藏众经要» 比较

西魏、北周《菩萨藏众经要》与东魏、北齐《大乘义章》皆是继承北魏地论学派的传承而有不同的展开。《菩萨藏众经要》代表着西魏、北周佛教融合南朝佛教“经抄”的最新成果,依“五门”——佛性门、众生门、修道门、诸谛门、融门等形成《一百二十法门》的框架。《大乘义章》是北朝佛教“义章”类的佛法纲要,其“五聚”的框架结构与“教理行果”“法宝五义”（教法、理法、助道法、涅槃法、化用法）完全相应,否定了有些学者强调《大乘义章》是借鉴《成实论》“四谛”的组织结构说法。最后,《菩萨藏众经要》是根据“法门”摘录相应的经论文字;而《大乘义章》则是引用经论而进行自己的阐释,根据“诸门分别”去剖析法义的内涵与同异。因此,后者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比前者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最高义学水平。     

疑伪经略论

疑伪经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疑”是指经书的真伪可疑,“伪”则表示可以断然肯定其为中国人按照佛经体例所造。从东晋的道安法师开始,历代经录作家都列出当时存在的疑伪经,并有精辟的论述,表明了佛教领袖们和佛教学者们的佛教信仰是理智的。这一精神值得后人效法。尽管疑伪经不断受到严厉批评,但制造疑伪经的现象不仅不止,反而增加,引人深思。疑伪经问题是个复杂问题,因为它们的制造者不是等闲之辈,伪作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所以直至今天,疑伪经问题仍然在佛学界争论不休,应当慎重考虑。关于《大乘起信论》等经论的真伪问题,可以依据佛教思想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加以研究、判断。     

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回应:从后殖民对东方学的批判着眼

虽然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诠释受到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影响,甚至是受到传教使命驱使,但他的进路迥然不同于具殖民色彩的东方学,并且在动机和态度上颇为符合大乘佛教的精神。他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没有强调东西方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反而突出它们的相通之处,希望以此作为基督教与佛教建立合作或友谊的共同基础,而不是使佛教徒皈依基督教。基于他的著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实践了一种后殖民的批评,与殖民势力是对抗的。他的终极目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进路与心态截然不同于那种解救东方人的殖民主义式思维,因为他从来不曾假设西方文明更为高等。就萨义德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批判来说,李提摩太对大乘佛教的响应可以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反例。     

略论龙树思想

龙树自幼聪明好学，著述颇丰。龙树及其传人对大乘思想进行了总结、发展和弘扬，并创立了中观派。龙树思想集中于他著的《中观》一书中。他提出了“八不缘起”和“实相涅”，从中反映出了龙树思想的核心部分。他的思想与学说是在他的传人的弘扬下，才在更大范围不断地扩展起来     

略论鸠摩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

龟兹传统上是以小乘佛教占优的国家 ,但是在公元 4世纪左右 ,其佛教状况却极其复杂。出身于龟兹古国的鸠摩罗什 ,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入关弘法之前 ,他还曾在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北道诸国中广兴大乘 ,使龟兹的大乘佛教一时间名满西域 ,为这一古来的佛教中心赋予了更新的含义     

"何人知此义,唯有净名翁"——白居易对大乘佛教思想的选择

白居易对佛教的皈依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早年对佛教的初步接触与认识到因生活变迁而对佛教产生深刻的体认,从而选择了大乘佛教思想加以实践并指导人生.贬谪江州是此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对大乘佛理的深入领悟和居士情怀的日愈深厚使白居易将自己的活动融合到居士生活中并最终成为香山居士.本文认为从白乐天到香山居士的转交不仅反映了白氏对大乘佛教的思想选择,也是白氏思想历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