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配置、劳动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基于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从劳动收入分配视角研究数据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配置能够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劳动收入分配对共同富裕的正向赋能作用受到数据要素配置门槛作用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据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据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的正向赋能作用更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后。基于此,提出完善数据要素配置体系、优化劳动收入分配机制、制定区域差异性发展方针的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提升数据要素配置水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有效助益。     

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作用与机制研究

本文采用我国2013—2020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共同富裕程度。第三,数字经济各分指标均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既促进了富裕度又促进了共享度。第四,数字经济促进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更为显著;数字经济促进了高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和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共同富裕,高经济发展水平下更为显著。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

从发展特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收入规范与调节、精神生活、农村农民六个维度构建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分年度变异系数法测度出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系统考察我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11—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均值达到0.4652,并呈现出以2014年为底点的、不规则的“V”形波动;全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区域差异来源以区域间和超变密度为主,且超变密度的差异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全国共同富裕水平的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且出现两极分化倾向。     

中国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基于2006-2020年31省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和Moran’s I方法测度和考察了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研究表明:(1)2006-2020年我国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后进省份增长势头较强,但各地区省份始终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2)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内绝对差异总体上均有所减小,但全国及东、西部地区的排头省份与落后省份间始终存在一定差距;近年来全国及三大地区均不存在明显的分化发展趋势。(3)全国及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不均衡发展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中部最小;东-中部的区域间差异始终大于东-西部和中-西部;区域间差异始终是共同富裕水平总体差异的最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且二者的贡献率占比存在波动增长态势。(4)各省共同富裕水平存在呈“反N型”变化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低值聚集区省份多于高值聚集区,高值聚集区长期以东部省份为主,低值聚集区则以中部省份为主,西部和东部少数省份为辅;有6个省份发生跃迁。综上,应发挥政府的引导和基础性作用,坚持和深化全局性与协调性要求,调研掌握实际发展需求,推进省域联动和优势互补,重点扶持低水平聚集省份,动态调整和优化政策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力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经。本文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创业活力的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地区共同富裕水平;(2)为进一步明确二者间的关系,将共同富裕细分至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可持续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传导作用;(4)分维度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对可持续性的传导作用更明显;(5)分区域进行传导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活力在西部地区发挥的传导作用更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基于2013年至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地区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融资效率、激发创业活力、促进技术创新三个方面间接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对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边际效用高于非民族地区;4.东部地区主要通过提高融资效率间接促进共同富裕,中部、西部的创业活力发挥主要中介作用,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分别通过技术创新和刺激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建议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差异化政策体系,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共同富裕:区域差异与空间效应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的基本路径。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构建了相应的多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对我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21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借助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共同富裕的总体水平不高,二者在绝对总量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相对增量上契合边际生产率递减的规律；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长期效果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异调节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中部地区相比,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东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增强,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减弱；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省共同富裕水平受到邻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正向影响。因此,多措并举、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因地制宜挖掘政策潜力、发挥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不同区域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化对口帮扶、发挥共同富裕的邻里效应是践行“先富带动后富”战略方针的重要政策选择。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基于湖北省地级市的探讨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CRITIC-熵权-TOPSIS模型测算了相应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耦合协调分析，并通过趋势面分析和标准差椭圆等方法进行时空演进分析，最后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进行驱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化为“一超多强”的空间分布格局；（2）数字经济在直接驱动共同富裕的同时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中介传导进而驱动共同富裕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加速产业转型、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3）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驱动作用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建议以政策引导加强数字化建设，并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结构体系，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而实现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双轨同步。     

我国省际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及环发类型划分

依据2004年截面数据，分析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负荷之间的关系，建立四个统计模型，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将全国31个省区划分为三种环境一发展类型，总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污染状况。为制定经济发展与环境政策，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哪种社保类型更有效？——基于财政社保与社会保险的比较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共同富裕纳入2035年远景目标,社会保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直接性,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基于此,运用2009—2019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面板数据,基于包含财政社保水平和社会保险水平的数理模型分析了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空间相关性和非线性假设对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省际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财政社保水平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其政策效果将会逐步凸显。社会保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较弱,主要原因在于养老保险制度难以适配劳动力市场化进程,而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水平则相反。基于以上研究,我国应当增加财政社保支出,因地制宜地调整社会保险制度,形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合力。     

中国快递业发展状况——基于内、外资的对比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和国家统计局、国家邮政局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快递业总体发展状况和内外资竞争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我国快递业规模迅速扩大,市场集聚度较高;内外资快递企业在服务网络、服务质量上仍有一定差距;外资的进入既带来了先进的快递技术、管理和服务理念,也加剧了市场竞争.本文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外资进入后我国快递业的市场绩效处于上升通道的结论.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与特征分析

中等收入标准的界定是精准施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前提。基于共同富裕内涵与“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的原则,提出新的中等收入标准界定方法,可以得到兼具全国统一标准与允许地区差异的中等收入标准。利用1978-2020年全国的收入分组数据,以及1980-2020年31个省级层面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模拟收入分布方法对个体数据进行还原,测算全国和不同省份中等收入群体模型和比重,结果发现：按国家统计局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为36.79%;中等收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脆弱程度较高;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多西少的特征;五类人群是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组成部分,规模总数为5亿人左右。最后,通过对标准、方法、数据和收入进行四维对比,论证研究结论可信,为进一步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政策提供有效支撑。     

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的区域比较及对策——基于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数据

基于2010年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企业R&D投入产出现状和R&D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区的企业R&D投入产出差别比较大,东部地区明显超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很多。另外,总体上我国各省、市、区的企业R&D投入产出效率并不高,平均综合效率值只有0.76。而且,DEA有效的省、市、区只有8个,50%的省市区处于中度DEA无效状态。为缩小企业研发效率的区域差距,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努力: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注重创新性人才培养;利用区域优势互补,促进企业R&D效率整体提高;强化企业交流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与机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基于2011—2019年273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乡村产业振兴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即存在“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乡村产业振兴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分维度存在单重或双重门槛效应,随着门槛值的提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越明显;进一步分组检验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作用效应要强于非试验区,在粮食产销平衡区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主产区、主销区,在二线城市的作用效应依次强于一线城市、其他城市。在样本的分位数层面,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地方主导产业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应呈U型趋势,乡村产业振兴的传导效应强度呈先强后弱的趋势。     

地区收敛与共同富裕:进程、归因及其实现

地区收敛理论旨在研究贫穷地区能否及如何达到发达地区水平，为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利用中国1981-2020年省级数据和2000-2019年城市数据分析了地区经济收敛特征，结合其影响因素，提出了促进地区收敛和共同富裕的建议。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地区之间人均收入总体表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但2014年以来收敛特征不显著；第二，分类型样本收敛特征显著且β系数接近，稳健性较强；第三，地区收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要素流动限制、自然禀赋差异、人文环境差异以及空间均衡关系；第四，为促进地区之间共同富裕，要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空间分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服务均等、加强区际合作，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目前各地区间仍存在“数字鸿沟”问题，剖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是实现数字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此，文章以2013—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计算出各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实证分析东中西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时空变化规律，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来考察经济社会因素对数字经济影响的时空分异。结果表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六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而新疆、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2013—2019年均增长率最大的地区是重庆，增幅达8.4%,其次是西藏、贵州和四川，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3%、7.4%和4.8%。中国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明显，空间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阶梯递减的趋势。从时间分布来看，2013—2019年间，中国中西部整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提高，但东北地区省份数字经济水平处于波动下降趋势。总的来说，数字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明显。数字经济在东中西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所引起，区域间基尼系数最大的为...     

基于粗集与聚类分析的中国城市化评价模型

对我国不同省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能为相关决策机构提供政策支持.为兼顾指标的全面性和数据的可得性,可选用包括人均GDP,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交通、医疗、通讯设施水平,生活环境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等反映经济、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质量现代化水平三方面的指标构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综合评判指标体系.结合聚类分析和粗集理论生成的决策规则,利用2006年我国各省区的相关数据,最终将30个省区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划分为4个类别.各个类别的特点不同,所应采用的促进城市发展的政策亦应不同.     

人工智能促进了共同富裕吗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给百年变局下的共同富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基于2009-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共同富裕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9-2017年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发展显著推动了我国共同富裕进程,这一结论在经历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后依旧成立;按照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转型升级、乡村转型升级的三重逻辑论证,人工智能产业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高质量城镇化和高质量乡村振兴,有力地推动了共同富裕。强化顶层设计,推进和落实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智慧化模式,加快AI人才培育和产学研合作是本研究提出的建议。本研究结论对我国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西部物流效率的实证分析

我国西部的物流发展处于较低水平,因而迫切需要提高物流效率,促进物流发展。我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通过对以往学者的研究,总结出三个投入指标和三个产出指标,对2001-2009年的西部物流效率进行测度。分别分析了西部12省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总技术效率,得出各省的效率水平状况以及其在西部的地位,同时得出提高西部物流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