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辛亥革命时期国内两个反清共和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演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时期各自组建了反清与共和的统一战线，其中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取得辛亥革命成果的必要条件和途径，两派合作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国。因此，所谓辛亥革命，从广义上说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合作共同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运动，从狭义上说是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革命派创建共和国的功绩是通过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而取得的，革命派丧失政权并遭到惨败就是其统一战线工作严重失误造成的，统一战线的成败决定了革命党政治斗争的成败。考察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作用，有利于研究民国初年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有利于研究中国的国情。立宪派与旧官僚、军官、士绅等旧派的广泛合作，打着“共和”旗号实行军事独裁和开明专制相结合的政治统治，决定了民国初年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立宪派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翻版和变种。     

立宪派与清廷决裂时间辨析

本文通过对立宪派与清廷之间矛盾演变过程的动态考察 ,认为立宪派对清廷经历了一个支持、失望到背弃的演变过程。由于双方在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的尖锐矛盾 ,国会请愿前 ,立宪派已决定 ,只有速开国会 ,才能继续与清廷合作。第三次请愿失败 ,按照请愿前的方针 ,立宪派决定与清廷分道扬镳。其后“皇族内阁”的出台 ,只不过加速了清廷的灭亡     

民初关于政党政治的探析

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旧立宪派和革命派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政党政治有着明确的认识.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在民国初年的宪政实验中,又系统地阐明了政党政治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政党的性质作用,政党的运作及政党制度模式的选择等.值得注意的是,旧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这些方面的理论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而就整个中国社会观之,对政党政治普遍缺乏认识并持否定态度.     

汤化龙与武昌首义

当武昌首义胜利的礼炮声把黎元洪送上武昌阅马厂湖北军政府都督宝座时,汤化龙亦袍笏登场,先后就任民政总长、政事部长、编制部长等要职。于是在军政府内部,首义党人所代表的革命势力,黎元洪为代表的“归附”革命的旧军官,汤化龙所代表的立宪派,三股力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结合和争斗,深刻地显示着辛亥革命的面貌。在军政     

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多年来,史学界对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大多持否定的意见,认为立宪派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维护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是保皇派、反动派。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高榷的。(一) 把立宪派斥为反动派的一个重要论据,是辛亥革命前夕立宪派的理论宣传及其同革命派的论争。要判明这个问题的是非,就必须全面考察立宪派的理论宣传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立宪派译书作文,出版报刊,写下了大量的文字,直至一九○六年,继续执掌着理论宣传的牛耳。此后,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理论     

宣统朝督抚奏请阁会评议

清宣统年间，作为封建统治基础的地方督抚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互相呼应，迫使清廷作出了设立内阁和提前召集国会的决定。督抚奏请阁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１．改革以图存，维护封建统治；２．拉拢士绅立宪派，稳固自己在地方的统治；３．对抗清廷的集权。就整体而言，督抚对阁会的态度有三种：坚持君主专制，反对设立内阁和国会的“反对派”；主张先设内阁，待机再开国会的“渐进派”；主张阁会同时成立的“并举派”。与立宪派的态度不同，督抚最终趋同于“主先立责任内阁，国会则暂署缓图。     

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

保路运动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王萍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立宪派一直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面貌影响着这一运动的发展进程。分析和研究立宪派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三省的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活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其...     

试论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形成

1911年发生的四川保路运动,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上层代表立宪派领导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以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气势之磅礴而独步一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敲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丧钟,加速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而彪炳于近代史册。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的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活跃异常,担任了名噪一时的风云角色。本文试就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形成,从二十世纪初期四川省社会矛盾、资产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境遇,以及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等诸方面,作粗浅的阐述。     

美国国会的两重困境及其根源

美国国会乃至所有的资产阶级议会，都面临着无法摆脱的两重困境。它们作为民意代表机构自诩的全社会代表性和实际上的狭隘代表性的矛盾：作为政府权力机关其地位对于行政机关的虚弱性以及对所担负职能的难以胜任的矛盾，这两重困境的根源深深植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两重性质中，即资产阶级国家是“社会权力”，又是“阶级权力”，但其实质不过是以“社会权力”为表现形式的“阶级权力”。     

评替代利润的刺激动机理论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加尔布雷斯等人,在为现代资本主义辨护时,特别重视替代利润的刺激动机的作用。资本主义活动的非利润动机的观点,是以所谓“管理制度”的理论为依据的。这种理论认为,金融寡头的统治权力,会由于经理人员直接管理生产,并拥有不依附于股东的独立权力而消失,从而导致资本主义所有权的消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正是由于大公司中管理权取代了所有权,现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最大利润的刺激动机也随之消失了。用帕·德鲁克的话来说:“做生意不可能决定于利润概念”。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基于“管理革命”的思想,认为垄断集团活动的决定目     

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史札记之四

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开始,特别是在义和团运动后、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清朝政府曾大力进行过编练“新军”的活动,“筹饷练兵”成为清王朝末年的一项重要措施。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新军”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广泛传播,并建立和发展了反清的秘密组织。因而,“新军”的反清     

货币权力与资本政治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对货币权力的探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货币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关联在一起,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哲学诊断。首先,在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语境中,“作为货币的货币”确认并推动了私有财产权的生成和发展,造就了表征个人平等与自由的“权利幻相”。其次,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限正义和本质缺陷进行批判,指出当货币形式过渡到“作为资本的货币”时,交换价值的社会化会使私有财产权嬗变为货币形式的社会权力,形成资产阶级社会的“权力原相”。最后,“作为权力的货币”以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特有的价值形式抽象统摄了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总体环节,并以工资、利润和利息的“合法形式”掩盖了资本增殖的“不法本质”。货币“权利幻相”与“权力原相”的结合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中具有重要作用,货币权力批判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现代政治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关于英国宪章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早在十八世纪初,英国就已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内阁只对国会负责而不对国王负责,国王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当时的旧选举法规定,只有土地贵族、金融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才能被选入国会。1832年,英国虽然有过一次议会改革,颁布了新的选举法,但仍旧保留了选举人的财产资格,规定地主或房主一年收入十镑以上者,而租地经营者一年收入为五十镑以上者才有选举权。这次议会改革,只使大工业资产阶级参预了政权,而土地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仍然很大。至于中、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农民及所有的劳苦大众根本没有选举权。可见,这个君主立宪制实质上仍然是土地贵族、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所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争取议会改革便成为英国人民同统治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     

俄国立宪派政党与二月革命

在对俄国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研究中,关于资产阶级立宪派政党的活动仍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的问题。苏联学术界对此一般都作否定的介绍和评价,(1)而一些西方学者则比较强调这一政治力量对革命的领导作用。(2)本文认为,立宪派政党在本质上是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的,并且在革命发生之后竭力阻止它的深入;但他们同沙皇政权的矛盾及其利用革命运动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策略又使他们对革命进程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自1916年以来,     

“知识私有”观念非批判不可

最近教育界出现的奇谈怪论中,有一种说法,“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知识私有”。似乎“知识私有”是个好东西,批判不得。“知识私有”其实就是知识为资产阶级所有。这里表面是谈“知识”问题,其实是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不甘心失败,总是企图在新形式下复活旧     

略论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

一传统的宪法学通常将代表机关的职权归纳为三项,即立法权、财政权和监督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资产阶级议会制本质上的区别决定了其在国家政权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传统的对代表机关职权体系划分不能够准确地反映我国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和职权。我国宪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这一规定确认了地力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即对其辖区内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决定权”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资产阶级一向吹捧其议会是“真正代表全体国民的机关”,是“自由与民主制度的     

中国资产阶级立宪与革命刍议

近代中国山河破碎、国势危亟,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要寻求一条国富民强的出路。因而新生的资产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扮演了时代的主角,唱出了救亡图存的强音。本文仅就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与立宪问题,探讨中国资产阶级各阶层在资产阶级发展时期的作用。 当前,国外某些学者说立宪派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国内一些学者说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对此,应当怎样认识呢?     

论立宪运动中的权力之争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清政府、立宪派、地方督抚围绕着权力问题,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展开了竞争。其间,既有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之争,又有封建地主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对抗,三者之间,关系复杂多变,特别是地方督抚同立宪派的关系,更是微妙。本文试就这三者在立宪运动中的权力之争及影响略作论述,以就正于方家。     

驳“四人邦”的“权力资本论”——兼批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人邦”为了在沙滩上建筑他们虚构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杜撰了一个社会主义时期“权力转化为资本”实际上是“有了权力才有资本”的“新规律”,他们在上海组织编写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进一步把这个“新规律”理论化,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有“权力”利用商品制度,“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转化为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邦”的伟大革命斗争中,要肃清他们的流毒,很有必要对风行一时的“权力资本论”进行彻底清算,弄清它是个什么货色!     

苏修推行“物质刺激”就是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推行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使苏联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运用所窃取的国家权力,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页)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了全国的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就操纵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改变为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