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门”里看“身体”——从《玫瑰门》看铁凝身体写作的意义

小说《玫瑰门》开启了铁凝身体写作的“玫瑰门”。这个身体写作的“玫瑰门”一经打开,就在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实现了对1980年代致力于女性纯精神世界探索的“二张”的成功超越,而且成为1990年代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以“躯体写作”为主要特征的个人化女性写作的前驱。同时,其与陈染、林白在身体书写上的差异又显示出铁凝对女性更具前瞻性的眼光,预示了未来女性写作更具生活化的新变。铁凝的身体写作将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连缀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也将对女性文化的思索引向深入。     

历史、自我与女性文本

9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引人注目,其主导倾向是对“革命史诗”的重新叙述,但女性文本中的“历史情结”源于性别意识的觉醒与自我认识的深入。本文通过对赵玫、徐小斌、王安忆三部长篇的解读,描绘了当下女性写作中试图将“自我”与“历史”合一而又难以达成的状态。     

女性的自我突围与回归

王安忆以“中性”状态进行写作，女性经验被主流话语遮蔽。王安忆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以“城市”为窗口，从女性个体对孤独这一生命原生态的反叛与认同，对母性的拒绝与回归中，对于家庭的独立与依附中，实现她对城市女性生存意义的体认与终极关怀，并找出一条救赎之路——建构女性自己的精神空间。     

癫狂体验耻辱意识市民精神--当下女性写作的三个问题

“癫狂”是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其中诞生了女性个性解放、身体解放等一系列重要主题。但是“癫狂”在当代却走向了它的反面 ,它不再是社会反抗的工具 ,相反成了欲望征服个体的手段 ;耻辱感一直伴随着中国当代女性写作 ,成为女性写作的一大动力因素 ,但是 ,中国当代女性对耻感的认识却是有偏颇的 ,她们并不能真正正视自身 ;在中国 ,市民意识常常会被有意无意地戴上女性的性别标记 ,王安忆的市民意识在其中可说是有代表性的 ,王安忆市民意识是和煦的、日常的     

论王安忆小说的性别政治与现代性想象

作为“第三世界的女性写作”,王安忆小说体现了当代中国现代性想象的性别政治：女性性别的自然化,女性身体的欲望化,以及地缘空间的性别化是确立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新的现代化项目的重要意识形态手段。王安忆的女性写作显示了批判性的女性精神与现代意识,颠覆了当代中国在现代性想象中的菲勒斯中心主义,构成了一幅别样的现代性图景。     

论9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发展,中国女性作家对自已的女性意识有了更深的自觉。女性作家对自已的“女性”不再采取回避的姿态,无论是在写作观念上,还是在更深层次的艺术处理上,都较以往有了显著的变化。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对商业社会的把握更有穿透力;女性个人与历史的对话更加孤独也更加执著;商业视野下的女性写作也有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艺术空间;一些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则将女性的生存体验以一种执拗的“私语”化(或曰“个人化”)方式描绘出来,渐渐形成一股90年代新的女性写作态势。     

女性主义对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

西方女性主义文化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新时期女性创作的繁荣促使政治文化界运用有别于男性文化的理论对其进行评判,扩大了女性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对“人类性”写作主题产生了积极健康的影响.同时开阔了女性创作主题,使“私人化”写作在争鸣声中表达了独特的女性话语。     

女性意识：时尚与镜像－－王安忆小说女性形象分析

王安忆几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探讨了商业社会中的女性处境。揭示了新时期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 ,一部分女性开始从社会角色向旧有的女性角色逆向转移。大众传媒通过赋予女性形象以虚拟的象征意义塑造了“时尚形象” ,承载了商业社会男性欲望的想像和消费 ,女性在对“时尚”镜像的误认中完成了自我的异化与对象化 ,反过来又受到正统男权象征秩序的排斥。因此 ,要真正消除性别歧视 ,必须对旧有男性中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和颠覆     

从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看当代性别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写作界、出版界、批评界对“女性写作”的命名“热潮”主要表现为对女性写作出版物的命名、对女性写作群体的命名及对女性写作意义的命名。从近三十年来女性写作的“被命名”现象可以看出：在当代中国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中,男性依然把持着文化权力,女性写作遭遇被商品化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女性也正以自己的声音参与着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女性写作的繁荣需要更加健康的文化批评环境。     

当代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现象反思——西苏身体写作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针对90年代中国出现的女性“身体写作”现象进行了剖析,对当代女性文学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浅谈一家之言。     

性别关怀: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主义写作

这里所谓女性主义写作，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女性风格，与一般女性文学也有所不同，而专指80、90年代以来“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通过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描写，挑战男性霸权政治、经济、文化的压迫，寻找建构新的女性主体的文学。”①这种寻找与建构在不同的文体领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在女性主义小说领域大约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80年代初张洁（方舟）、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等文本为代表，第二阶段指涉85年前后包括王安忆“三恋”、铁凝《玫瑰门》、《麦桔垛》等小说文本，第三阶段则指90年代以来林白、陈染所代表的一大批以…     

夜幕下的伊甸园--从精神分析学看王安忆的创作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创作进入探索期,她的“三恋”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不少批评家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些作品,看到其中所呈现出的人生形态、性别差异乃至女性意识等等。笔者拟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来解读王安忆的这一系列作品,探究作品中蕴含的复杂内涵。     

王安忆对妇女命运的新思考——《长恨歌》、《我爱比尔》中的市场经济负面与“红颜薄命”

80年代王安忆多书写女性为爱情而生并在爱情中成熟,近年她转向“红颜薄命”题材,突出这个薄命的个性因素,它与市场经济负面的关系。这一主旨与20年代后期庐隐、丁玲等人的创作有着近似的性质,都是从实感出发而对或脱离现实、或庸俗化的“女性主义”的超越,在当下则具有反诘后现代思潮、紧密关注社会转型期女性命运变迁的意义。     

从欲望写作到民间叙事的回归——论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的表现

王安忆作为一名当代女性作家,在其创作过程中,不仅受到来自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而且也深深受到西方当代文艺思潮特别是女权主义的冲击,而这些影响的痕迹分别在她不同时期的小说文本中以不同的女性意识形态体现出来了。试就王安忆小说文本中女性意识的不同表现来探求其女性写作道路的变化发展轨迹:即从欲望写作到民间叙事的回归。     

女性神话与逃离意识——谈当下女性创作中的一种倾向

９０年代的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充分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文化情境的丰富复杂，使女性写作开始深入地走向自己，触摸个人“身世”、身体、女性欲望等隐秘经验。无疑，时代的“允诺”和意识的松动使这种女性自我抒发走入公共文化空间，成为９０年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趋向，亦成为女性写作的一场沉溺又超拔的精神历险。     

走出乌托邦--评王安忆的小说

王安忆是一个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女性本体的强烈关注.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和写作功底的加深,王安忆女性意识呈现出明显的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构筑"天使形象"的鸟托邦,叛逆的妇女乐园,用生活说话.每一个阶段都表露出作者对女性本体如何走出困境的深刻思索.     

本土女性写作与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裂隙

女性主义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它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具有强势的推动力量，然而外来的话语资源与本土的现实语境之间具有难以弥合的裂隙。文章从女性主义的“女性气质”、“女性文学”、“身体写作”等系列范畴的情形入手，揭示了本土现实语境中当代女性写作对女性主义话语的种种误读或疏离处境。     

从新写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演进与当下的写作

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经“伤痕”、“反思”、“改革”文学,至80年代末“新写实主义”出现, 到90年代中期,“新现实主义”登上文坛,表现出现实主义写作的魅力与活力.     

王安忆小说女性历史处境的重构

理智而清醒的王安忆,以鲜明而又客观的性别写作宗旨和对不断升华、成长的女性主体精神的探勘,对女性在传统历史中的处境进行了重构,显现出了她毅然决然地走出伊甸园般的菲勒斯中心社会,构建女性历史主体的独特性别立场和重塑历史的风姿。     

《长恨歌》: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的悲欢离合,是对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有序演变,这一传统女性范型的温和解构与颠覆.女儿身份的模糊和妻子身份的缺失是作家的性别策略,以彰显主人公在性别关系中的主体位置,置换了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从关系;薇薇的出场又给作家提供了消解和重构传统母亲角色的书写空间,并进一步解构男权文化想象中的母女关系.王安忆采用的是宽容的"两性共建"策略,这也是《长恨歌》在1990年代女性写作潮流中的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