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美国华裔的社会性别身份:“母亲”、“父亲”形象塑造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以其处女作《女勇士》轰动了美国文坛,又以《中国佬》巩固了她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地位.旨在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以及朱迪斯·巴特勒的相关理论,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探讨“母亲”、“父亲”的形象塑造,得出通过运用混杂鬼故事、性别倒转和性别跨越以及矛盾、模糊的形象塑造等策略,解构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于美国华裔男性和女性既定的社会性别范畴,重构了华裔独特的主体性和华裔美国人的身份.     

王安忆《长恨歌》的女性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女性作家,奠定王安忆丰碑式文坛地位的是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她以女性的细微和敏感切入女性生活,在她看来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件华美袍,如果将这个世界比作只有一种存在物--人,那么女性就是这袍上万千种令人眩目的饰品,而隐在这些饰品背后的那一部分则是男性世界,这是做为"底"的世界.女性再繁闹也不过是佩饰,是坠子穗子,并且光阴会剥离它们的光彩.王安忆为女性的被动处境和易逝的红颜发出轻轻的叹息.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角色关系探析

《红颜》、《苹果》、《观音山》可谓是李玉的女性主义电影三部曲。这三部电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女性一生中所扮演的三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红颜》表现了僵持的母女关系;《苹果》展示了妻子与母亲的角色转换;《观音山》反映了女性角色的轮回。这三个角色在男性意识下衍发出微妙的关系。     

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启蒙

夏志清先生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捧红了作家张爱玲。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爱玲作为现代的女性作家就已闪耀文坛。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女性的观照有着个性化的体悟。在文学创作中更全面的表现了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所受的深重压迫。张爱玲从女儿、妻子、母亲的女性不同身份来阐释了女性的内心压抑与伤痛。     

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王安忆《长恨歌》在铺写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方面卓富才情,但在叙事立场方面却存在着价值缺憾。该文本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精神的放逐与自我的迷失——对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蒋丽莉形象的再阐释

王安忆在小说《长恨歌》中别具匠心地刻画了边缘人物蒋丽莉,由其改编的同名影视也对这一人物作了倾情的演绎,但在众多的评论和阐释中这一女性形象几乎都遭到了忽略,在她身上不仅投射了作家对"情"的理解,其背后也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酸楚印迹。     

曹七巧与王琦瑶之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同为海派作家,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堪称20世纪女性着墨世俗人生的"上海书写"的两次高潮的典范,但二者又存在着某些差异。她们在其代表作《金锁记》《长恨歌》中分别塑造了曹七巧和王琦瑶两个形象,她们作为世俗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有着类似的生存状态,她们的人生悲剧有其必然性。但两个主人公在爱情观、金钱观、性格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逃离与回归——谈王琦瑶在《长恨歌》中的结构意义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女主人公王琦瑶是作家笔下上海文化的代言人,同时,这一人物在小说中还有着形式上的意义。她是沟通边缘与中心的媒介,体现出女性由边缘向中心的努力,同时也显示出作家在创作中从形式向意义的追寻。     

作为女性文本的《长恨歌》

本文把王安忆的《长恨歌》置于女性文学视野，通过作品的故事、人物关系和人生景观，阐释其女性文化内涵     

性别视角下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母性叙事

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文学母性叙事开始回归女性性别主体,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而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策略上解构了父权文化关于母亲神话的定位和角色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女性文学叙事不惜以牺牲母亲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颠覆传统母亲形象,在解构男性期待目光下的那些忠贞隐忍、逆来顺受的"闺阁天使"母亲形象的同时,使女性文学母性叙事陷入了自我伤害的写作误区。随着母亲形象被极端丑化,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致力于寻找理想母亲的写作尝试,呼唤与渴望"新母性"的回归。     

性别角逐中的女性——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分析

从王安忆的“三恋”、《米尼》、《我爱比尔》、《长恨歌》等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性别意识”对其创作主题的影响及其小说创作的性别特征:1、性别游戏间倒错的女性位置;2、传统性爱中反叛的女性之躯;3、游离于政治与伦理的女性命运。     

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建构

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一文中,宣告了作者的死亡;此后,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尖锐地抛出了"谁在说话真的重要吗?"这一著名议题。但是,在这两篇引发西方学思想革命的著作中,巴特与福柯均未能区分考虑"女性"这一特殊的性别因素,也没有给出任何单独有关女作者问题的阐发。回顾英关学界关于女性作家及女性写作的探索历程,重点关注其中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建构,探讨关于她们的"生死问题"。女性作家的作者身份研究应该成,也必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及作家理论中的一个崭新的分支领域。     

母女关系的完整再现与女性身份探索― 解读多莉丝•莱辛《简•萨默斯的日记》

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小说《简.萨默斯的日记》中女主角作为女儿和母亲的双重感受,体现莱辛运用双重视角完整地再现母女关系这一创作思想。同时通过分析女主角在母女关系背景下的自我身份探索过程,指出母女关系在女性身份构成中具有的重要意义。     

《革命时期的爱情》虐恋关系中的性政治

《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虐恋意在对权力进行揭露和解构,广义的"权力"包括男权,用性别视角来分析,在《革命时期的爱情》的虐恋关系内部,女性并没有从男权之中解放出来,即性政治存在于具有揭露和解构权力的作用的虐恋关系之中,这说明王小波对权力的解构并不彻底。     

女性自我的建构:当代女性书写的主体呈现及其内涵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女性书写者对女性主体性的探寻呈现出不断变化深入的态势.即从张洁、张辛欣"女人是和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到王安忆、铁凝对女人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存在的特性的探寻,到林白、陈染文本从个我隐秘的生活、心理层面对性别个体女性自我的追问,再到王安忆<长恨歌>在一种平易的日常状态中展现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式及意义,营造一个世俗、民间的女性自我.     

意象·隐喻·身份建构——论《长恨歌》中人物身份建构的策略

王安忆的《长恨歌》中有着大量的意象,它们是作者根据人物的身份精心挑选的。这些意象具有日常化和女性化两个特点,它们不仅能够展示不同时期人物生存的环境和生活的情貌,而且能传达人物在不同身份下的心情感受,有一部分意象还直接担当起隐喻人物身份的作用。     

解构的“典故”——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新论

本文比照白居易的《长恨歌》,认为王安忆的《长恨歌》是以上海和上海的女人为歌重新确定了“史诗”和“女人”的概念,在把上海这座城市化为女人的心灵的同时,拆解了女人的历史,构筑了女人的现代,为当代女性城市文本组建了一个界碑     

从性别解构看《蝴蝶君》的后殖民特色

作为对歌剧《蝴蝶夫人》解构的作品,黄哲伦的《蝴蝶君》解构了东西方传统的性别观,颠覆了西方对东方魔幻化的认识和原有的权利关系,体现了浓重的后殖民特色。本文从剧本名称的性别解构、宋丽玲身份的解构和加利马尔的解构三个方面论述该剧中的后殖民文学特征,为重新阐释这一经典作品提供多角度的思考。     

从屏风上的鸟到涅槃的凤凰——论《女勇士》中华裔女性的性别身份建构

借助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以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三个阶段为依据,通过对比研究和归纳总结,分析作品《女勇士》中的打破沉默和不同女性形象,论证作者对"不许说"禁令和性别二元对立的解构,阐述美国华裔女性如何建构"双性同体"的性别身份。     

曹七巧与王琦瑶之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同为海派作家,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堪称20世纪女性着墨世俗人生的“上海书写”的两次高潮的典范,但二者又存在着某些差异。她们在其代表作《金锁记》《长恨歌》中分别塑造了曹七巧和王琦瑶两个形象,她们作为世俗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有着类似的生存状态,她们的人生悲剧有其必然性。但两个主人公在爱情观、金钱观、性格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