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琐事》中的暴力存在和暴力解构

格拉斯佩尔的独幕剧《琐事》不仅揭露了谋杀案背后家庭暴力的存在,也暗示了法律体系的排他性和暴力性。文章从解构主义批评理论出发,剖析《琐事》中男权和法权的暴力性,揭示受暴力压迫的女性以及女性同盟如何以自己的力量解构暴力,从而实现格拉斯佩尔对男权和法权的颠覆。     

论张洁作品中爱情理想的建构与解构

张洁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其笔下的女性都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面对强大的男权社会,她们处于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行为的矛盾之中。作家的爱情理想由建构到解构的心路历程,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艰难与悲壮。     

超越男权话语的女性叙事——论艾·门罗的女性成长小说《乞女》对灰姑娘模式的解构

灰姑娘文学话语系统背后的生成话语是浓厚的男权中心意识,即女性地位的攀升需要依赖婚姻(男性)得以实现。门罗的女性成长小说《乞女》虽然启用了灰姑娘模式,但是将其放置于现代社会语境之中,从身份、阶级和性别三个维度揭露其内在矛盾性和潜在危机,同时依照成长小说的书写轨迹,使人物的成长动态地偏离灰姑娘模式,并最终解构了这一模式。此外,门罗对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视,也反映了她的理性和冷静,从而使整个"灰姑娘"命运变奏的叙事更加完整可信。     

《红与黑》爱情描写特点探讨

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 ,通过主人公于连与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描写 ,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后王政复辟时期整整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憧憬、追求、奋斗、苦闷 ,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法国的整个社会风貌 ,也揭露和鞭挞了查理十世的黑暗统治。《红与黑》不愧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力作     

对维多利亚时代的重构与解构--约翰＆#183;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释读

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不仅是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戏仿,更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男权社会的解构.本文通过对萨拉这位女性认识自我、寻求自由、挣脱传统束缚生活历程的释读,以揭露维多利亚社会等级森严、男尊女卑、虚伪浮薄的社会现状及其文化传统对人性的压抑.     

论毕飞宇《玉米》三部曲中的贞洁观

本研究以毕飞宇《玉米》三部曲中三位女性"贞洁观"的表现为对象,发现,三位女性前后"贞洁观"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男权主义的异化和权力的侵蚀。通过透视毕飞宇本人对"贞洁观"的思考,本文发现,毕飞宇本人"贞洁观"的思想症结是:一方面反对男权主义对女性"贞洁观"的异化、权力对"贞洁观"侵蚀,另一方面认为女性"贞洁观"应该依附于男权主义和权力而存在。     

海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性的放纵,对爱情的冷落来看,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长恨歌》: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的悲欢离合,是对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有序演变,这一传统女性范型的温和解构与颠覆.女儿身份的模糊和妻子身份的缺失是作家的性别策略,以彰显主人公在性别关系中的主体位置,置换了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从关系;薇薇的出场又给作家提供了消解和重构传统母亲角色的书写空间,并进一步解构男权文化想象中的母女关系.王安忆采用的是宽容的"两性共建"策略,这也是《长恨歌》在1990年代女性写作潮流中的独到之处.     

中央苏区革命话语建设内容与价值意蕴——以《红色中华》为中心的考察

话语及话语权是政党政治权力的突出表现形式,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尤为重要。中央苏区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深刻揭露反动阶级腐朽统治、抨击官僚主义、加强政权建设、破除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通过《红色中华》主动发展革命话语,构建革命话语体系,充分动员苏区干部群众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等方面做出显著贡献。     

潜在的“男权”——对丁玲创作中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

丁玲的创作生涯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思想与文学的现代性进程有着密切联系,她的生命轨迹与中国女性在解放道路上的缩影交织着。丁玲自始至终以现代女性的姿态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女性经验付诸文字与思想,塑造了一大批女性人物形象:觉醒的五四女儿梦珂、莎菲,在革命边缘生存的美琳、玛丽,从事革命工作的三小姐,处于革命体制中的贞贞,陷于阶级斗争中的黑妮等。表面上看是社会机制的不完善、革命体制的规约、阶级斗争等对女性造成压迫,给女性解放带来阻力,但丁玲自始至终为读者展现了一条男权中心主义的线索,不管披着何种外衣,男性主体的男权意识始终是压迫女性的最直接的武器。在对女性主体性的积极建构之外,丁玲对男权的解构、揭露与批判构成了丁玲思考妇女解放问题的另一个支点。     

互文性：《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的悲剧新探

论述并剖析了互文性的机理,经典文本《圣经》与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两者都与《无名的裘德》构成互文关系,指出现文本是对前文本的重构与扬弃,并已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哈代的后期小说中主要的艺术特色,颠覆了单一的、被动的女权环境决定论,提出了男权宗法社会环境不仅构成了女主人公淑爱情婚姻的悲剧,而且具有可颠覆性,同时妇女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     

后殖民主义视阈下的小说《太过野蛮的》探究

小说《太过野蛮的》将女主人公放置于殖民地环境下的男权压迫之下,突显女性被挤压的生存空间,旨在揭露遭受夫权制的女性以及帝国主义扼制下的殖民地人民的创伤经历,揭露性别政治和殖民罪恶.小说在不断变换的时空中描写人物的创伤与身份认同,以旅行、集体团结等为媒介,为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们提供了重新认知和建构自我的机会.作者津岛佑子站在政治的视角关注小说空间与权力的关系,突显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入世关怀.     

对权力话语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福柯、布迪厄、巴赫金的权力话语观,提出了话语研究中的权力话语的重要性,认为社会语言学家应帮助公众利用批判性话语研究工具解构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和社会意识形态,揭露权力话语对公众的欺诈性。     

论谷崎润一郎《春琴抄》中的虐恋

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春琴抄》讲述的是春琴与佐助的爱情故事.佐助与春琴多重关系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了前者对后者的"美"产生极度的崇拜,从而萌发出病态的爱恋,甘愿牺牲肉体和精神以寻求至美和自我价值,而后者则被困于伦理与情感的矛盾之中,只能以施虐的方式寻求慰藉.最终,春琴和佐助在独特的虐恋中获得了自我价值和美的升华.     

受虐的身体与受控的主体——论王小波小说的虐恋描写及其实质

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充斥着“捆绑”和“鞭打”等诸般“虐恋”表象和形式要素,但却不是以表现“虐恋”为主旨的“色情作品”,而是以类似“虐恋”活动爱好者和参与者的游戏和狂欢的写作心态,揭示现实权力关系架构和运作中施暴一方强加于受害一方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屈辱,“虐恋”表象反映的是“施虐／受虐”实质,受虐的身体对应着受控的主体,因而从身体叙事这一特殊角度呈现出主体建构的困境。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怀疑、抗拒、批判——《玲珑》杂志中男性形象的重构与呈现

20世纪30年代,《玲珑》杂志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言说平台,不但致力于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对传统男权秩序进行抨击.在女性的笔下,男子崇高、伟岸的形象开始被消解,自私、卑鄙的一面被揭露无遗.《玲珑》对传统两性关系的反思,对男权社会提出的质疑与批判,展示出女性重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个人立场不断得到强化,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希望之路.     

1980年版《庐山恋》与《庐山恋2010》影视旅游爱情价值观对比

以两部前后有继承关系的影片为蓝本,分析了两个问题:第一,新旧《庐山恋》反映的爱情价值观对比:对于1980年版《庐山恋》大家褒大于贬,《庐山恋2010》大家贬大于褒。第二,新旧《庐山恋》反映的权力对爱情造成的影响:1980年版《庐山恋》是政治绑架了爱情,《庐山恋2010》则是物质诱惑了爱情。通过讨论影视旅游中的爱情主题,认为爱情主题需要跌宕起伏、高潮不断的情节。     

权力及其解构：温特森《给樱桃以性别》中的权力空间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擅长用后现代的叙事技巧讲述故事,她的获奖小说《给樱桃以性别》采用独特的时空叙事方式,构建了大量具有隐喻意义的空间。幽闭所、刑场是权力表演的表征性空间,表征着权力对个体的约束和支配;言语之城、爱疫之城是话语集权的空间表象,体现了话语集权对个体的影响和规训;构建异托邦是温特森的挑战性空间实践,以空中之城、领域外之地颠覆现实规则,解构现实社会权力。研究温特森作品中的权力空间,可以揭露西方权力体系及话语体系的真相。     

"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