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科学家的伦理责任主要是指科学家从造福人类这一科学的最高目标出发对科学的社会后果予以关注。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科学家伦理责任缺失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第一,对科技成果弄虚作假;第二,误用或滥用科技成果。科学家伦理责任的落实主要可以通过如下途径:一方面,科学家本人主动承担科学研究的伦理责任;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各种社会规范对于科学家伦理责任的现实约束。这两方面都有着具体的实施措施。      

责任自由与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

在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化时代，科学家的个人自由应该是一种责任自由。责任自由是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统一，其中，内在自由即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是责任自由实现的根本。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具体体现在认识论、道德论和政治论三个层面上。     

论“自由”和“意志自由”——关于道德责任和意志自由的问题

“责任”这个概念有着双重含义 ,其一是指社会对个体的要求 ,即个体的外在责任 ;其二是个体对自我的要求 ,即内在责任。但从本质上讲 ,内在责任是根源于外在责任并由外在责任转化而来的。个体的道德观和内在责任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 :1外部世界对个体的道德要求。 2个体道德生活中的奖惩经验。 3个体的道德认知水平或能力。从静态的角度上看 ,个体的道德责任感和道德选择将大体上被这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但从动态的角度看 ,由于这三种因素都是可变的 ,因此 ,个体的道德观、道德责任感和道德选择也可能发生变化。社会对个体提出道德责任的要求 ,并不是因为个体有着可以任意选择的自由意志 ,而是因为这种要求可以成为一种外在环境因素来影响个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选择。因此 ,责任实际上是一种与“自由意志”无关的东西。责任在个体的人格中形成后 ,将会影响个体的道德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道德选择必然会受“自由意志”的支配。     

新技术革命视域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当今时代,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引起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它不仅改变了现有的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伦理道德观念。因此,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时必须或应该进行价值判断,自觉地承担起道义责任和社会责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内在于科学的含义里,是科学研究和科学进步的实在因素。     

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评价机制及其演变研究

科学研究活动社会评价系统和社会评价机制的产生可以说是科学研究活动发展内在要求和外在要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科学研究活动社会评价机制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从内部评价到外部评价再到综合评价的演变过程.科学研究活动价值的内示,即科学研究活动内部规范化,以及科学研究活动价值的外示,即科学研究活动的外部监督与控制,是推动科学研究活动社会评价机制产生的根源.     

国际社会科技伦理的发展态势——以几个重要文件为背景

科技伦理在当代国际社会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伦理被视为科学的内在本质,而责任则成为科学伦理观的核心,这对科学家本人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在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会议及其文件之中,以此类文本为案例,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于科技伦理的基本倾向以及科技伦理的发展态势。     

二战时期德国科学家述评——对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哲学思考

反思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样板,在二战时期,面对希特勒的强权,德国科学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从科学家社会责任角度,可将那时的科学家分为四种类型,即终极关怀型、价值中立型、相对价值型和责任丧失型。目前对科学家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承担何种责任等问题仍存有争议,但无疑,大科学时代强调科学家必须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是极其有必要的。     

论科学家的自由与自律

科学是一种自由的探索。这种自由体现在:科学家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获取和支配研究资源等外部自由,科学家内心超越功利的自由精神,以及崇尚自由价值观念的科学精神的发展和传播。但是,科学家的自由并非不受任何规约的主观随意性,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科学家要坚持道德自律,摒弃"价值中立",以人类整体福祉的增进为终极目标,以关注科学应用的社会后果为自己的伦理选择,承担起对社会的道德责任。     

当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当代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探索自然规律,推动科学发展这一最为基本的传统内容,又有与时代发展有关的新内容。在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方面,科学家一要推动科学应用于人类的和平建设事业,二要避免科学应用可能带来的伦理冲突。在与非科学倾向的斗争中,纠正错误认识,弘扬科学精神,揭露和抵制伪科学,也是现代科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社会责任

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是指科学研究者具有前瞻性事前责任:即科学研究者所应承担的事前伦理责任。本文论述了科学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负责;对维护人类的和平和发展负责;对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负责。此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科学伦理学的四个内在问题

科学伦理学有内在关系的紧张,主要在于主题上真与善的统一、价值类别上的工具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综合、学科上知识领域与道德领域的交叉、在承担主体上科学家与伦理学家的结合四个问题。这是科学伦理学研究中务必面对和处理的基本方面。     

诚信的三重境界及其社会价值

在价值层面上,诚信有三重境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功利主义的诚信追求的是诚信之外的功利目的,诚信只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义务论的诚信坚持把诚信作为一条可普遍化的规范而无条件地遵守;德性主义的诚信把诚信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实践,注重诚信品德的生成与培养。在当下社会,诚信的这三重境界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功利主义的诚信因其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忽略诚信的目的性意义而纯粹成为手段,在当下社会虽被提倡,却不应该被继续强调、倡导和肯定;德性主义的诚信强调高尚的追求和境界,但超越社会现实的道德水平而曲高和寡,难以被普遍践行;作为义务的诚信兼顾主体内在的义务感、责任感和外在行为模式的普遍化规范,且在当下社会有相适应的约束机制,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当下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是应该被强调且能够被普遍践行的。     

科学伦理:从规范研究到价值反思

当我们将科学建制放到社会情境中考察的时候 ,科学建制的职责不再仅是拓展确证无误的知识 ,其更重要的目标是为人类及其环境谋取更大的福利。因此 ,科学研究中的责任成为对科学进行全局性伦理考量的一个主要方面 ,而以社会责任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工作者的职业伦理规范 ,也得以广泛地建构。除广泛深入地建构各种职业伦理准则外 ,还需要在整体上确立对科学进行伦理考量的基本原则。无疑 ,这一整体性的基本原则 ,既是科学的社会规范的拓展 ,又是科学职业伦理准则的基准 ,由此成为一种兼顾科学建制与全社会的目标的开放的规范框架。     

科技风险及其社会控制

科技风险是现代社会重要的风险源之一。科技知识自身、科技开发活动、科技成果的使用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内在原因;科技活动过程的社会化,科学家对科技活动的功利性追求,社会的科技化进程,是科技风险产生的基础条件。科学家的自我约束、公众监督、政府的管理和协调是对科技风险控制的基本方式。     

虚拟社会治理危机及化解策略——基于道德重建视阈

近年来,虚拟社会快速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各种负面、消极问题也随之而来,致使虚拟社会治理面临危机。本文基于道德层面分析了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即技术发展与道德塑造的割裂,当前虚拟社会多元道德标准的交织和冲撞,以及传统社会良性道德的失落,并以此提出化解策略：确立社会主义道德观,建立健全虚拟社会道德建设的外化机制和内化机制。     

论大学对社会的批判

大学是一个时代的智力良心,对社会的发展承担着重要的伦理责任。以人格独立为标志的大学的成熟是大学批判精神产生的基础。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止于至善”的道德追求和建设性的、理性的批判是其社会责任的核心。这一责任具体体现为现代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过程中对“至善社会”的追求。     

爱因斯坦科学发展风险伦理观及启示——以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为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在他的科学伦理思想中,蕴涵了其对于科学发展风险的伦理反思,彰显了作为科学家对于人(类)—社会—自然的伦理关系和谐的使命感与道德责任感。爱因斯坦科学发展风险的伦理观及其生成,以及他预警科学发展的风险和规避风险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对于当今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论科学家的人文精神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价值是中立的。它到底给人类造福还是致祸,"行善"或者"威慑"完全取决于人,尤其取决于主导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科学家是否具有人文精神不仅仅关乎于他个人事业的是非成败,还关乎着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祸福。因此,用人文引导科学发展,用人文精神武装科学家的头脑极为重要。从科学发展观考察我们所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征,可以发现,对当代科学家而言,必须具备的人文精神应包容以下三种:哲学的人文精神、道德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的人文精神。哲学的人文精神为科学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思维方式;道德的人文精神规范了科学家的行为,使科学为人类造福;艺术的人文精神滋养科学家的灵魂,使其在臻美追求中洞见真理,彻悟道德的目标。     

试析富勒新自然法学的方法论特征

富勒的新自然法学(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theory)继承了以往自然法学(Classical natural law theory)的传统,追求法律的道德价值,强调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但是,在研究重点和以往自然法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往自然法学研究的重点是一种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上的外在道德价值目标,即法的目的的道德性,追求实体正义(external morality of law)。富勒的新自然法学的研究重点则是国家制定法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道德价值目标,即手段的道德性,追求程序正义(inner morality of law),并明确提出符合程序正义的八项具体法律原则或标准。 研究重点不同,其方法也就不同。富勒的研究方法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把法律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强调手段与目的的整体性和过程的内在健全性;另一个是在坚持追求法律道德根本目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达到法律目的的具体标准,将抽象的价值观变成非常具体和具有高度实践性的事业,强调应该与实际的结合,以及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生活史序言

一般来说,道德生活与伦理思想、道德理论的关系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但它们之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不断地进行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中国古代伦理生活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从科学的社会发展史出发,坚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远古到清朝末,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社会形态的论断,并以此作为“主要经线”,以家庭婚姻道德、政治行政道德、社会行业及不同阶层的道德为“主要纬线”,围绕着一定时期人们的行为准则及道德规范这个核心,来构筑理论框架,努力展现我国古代道德生活的原貌和它的历史演变,揭示出其中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