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司马迁论孔子与《春秋》

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孔子颇有关系 ,其中孔子笔削《春秋》之事及《春秋》之书对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试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1　　司马迁从积极入世的角度出发 ,定下了自己撰写《史记》的基本思路 ,这便与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推崇发生了密切关系。董仲舒是汉代公羊春秋学大师。他借阐发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宣传“大一统”思想 ,为汉代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找出理论依据。他直言“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对于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十分推崇。他在阐述…     

论董仲舒神学的宗教学意义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１７９年，卒于公元前１０４年，①河北广川人（今景县），汉今文经学大师，以天人三策干进武帝。其“人副天数”、“天人感应”诸说已为学界所熟知，论者不乏高见。然从宗教学角度探讨尚不多见。兹奉管见，敬希引玉。董氏思想之神学背景汉承秦制，亦承...     

董仲舒求雨止雨祝辞中“情”与“理”的张力分析

董仲舒请雨、止雨祝辞中既强调天道阴阳原理，又渗透着人之为人的性情、意志与精神，从中可以揭示出天人互动的内在机制。董仲舒要求“择巫之洁清辩言利辞者以为祝”,以虔诚、恭敬之心去感化天。《请雨祝》《止雨祝》超越了商汤祷辞中鬼神崇拜与血腥残忍的蒙昧面向，以“开阴闭阳”“开阳而闭阴”的天人感应原理来实施求雨、止雨之术，更趋于理性化和人文化。“以身度天”是人通达天的独特体认方法，人们以人之本能欲求与情绪好恶去揣度天，人喜爱美食好酒，天、神也应如此，故祝辞中强调敬进“清酒”“膊脯”“肥牲”的人间上等食物，使用叹词来引发天与人的情感共鸣，以劝诱上天达成人们的祈愿。《止雨祝》严正强调“无使阴灭阳”,阳尊于阴，阴不可凌阳，借此以申明天意，表达人对天的绝对遵从与崇高敬意。人与神灵沟通的动力源于其对天道的理性认识与坚定信念。     

董仲舒的认识论和经学解释学

本文认为，董仲舒的认识论有一个从认识外在事物转向认识圣人所制“名号”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把认识论从属于政治学，强调以“名分”治国。董仲舒的很多政治、伦理思想渊源于先秦儒学，但他在解释先秦儒家典籍时并不拘泥于书本，而是通过自己的解释方法去发掘原典中的“微言大义”，实现了传统思想的适时转化。     

李退溪的应变之道

李退溪毕生殚精竭虑,探求天道、人事规律。举凡天地构成、人物化生、政治治乱、吉凶祸福等等,都是他关注的问题。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认识和对待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预防突发事变,在退溪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体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思想家的辩证精慎,不少见解值得借鉴。本文拟就其应变之道的理论和方策,引其要者,约略探讨。一、灾异谴告恐惧修省李退溪在《戊辰六条疏》这篇著名的施政纲领中,对宣祖大王启奏说:“臣闻董仲舒告武帝之言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退溪全书》第一册,第190页)上引董子之言,是汉儒董仲舒在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时,回答武帝关于“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而发的。汉武帝为求“百姓和乐,政     

元稹“艳诗”考论

元稹自叙“艳诗”定义，以“干教化”相标榜。陈寅恪先生虽以为其为昔日情人崔莺莺而作，但今日学者复相质疑。本文首先考察元稹诗歌结集情况及现存作品，从而得出结论，认为(1)元稹所标之“艳诗”，虽非咏一人而作，但其中亦包括为崔莺莺所作之诗歌作品；(2)元稹“艳诗”可分为三类，究其整体性质，则属艳情之作。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

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代价值赵吉惠董仲舒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思想家，是中国儒学在汉代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人物。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复杂，历来对他的评价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提倡解放思想，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对于董仲舒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值得探讨的问...     

解析董仲舒的人性说

西汉中期董仲舒传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人性思想,试图调和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融合阴阳思想,将人性纳入到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之中,提出了＂天人相副＂、＂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并由此推出了与之配套的王道教化主张。董仲舒的人性说使得儒家对于人自身本质的认识得以深化,而且他提出的人性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为＂性三品＂说的提出奠定了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本法用——关于“以德治国”及德、法关系的思考

本文拟就“以德治国”的内涵以及德与法的关系作些粗浅的探讨。一、传统“德治”理论的内涵与积极作用无庸讳言 ,“德治”主张是历代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理想。如孔子就明确主张实行“德治” ,提出了“为政以德”、“修德以安民”、“道 (导 )之以德 ,齐之以礼”等思想主张 ,要求统治者既要谨修官德 ,又要以道德为主导、以礼义相配合来教育人民。孟子则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主张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和“爱人”、“保民”的“仁政”。汉代的董仲舒主张“王者用德不用刑” ,历代大儒如张载、程颢、程颐、朱熹…     

“王充批判董仲舒”辨

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在谈到汉代的思想时,往往认为王充是批判董仲舒的。例如有的同志说:王充“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进行了集中的、猛烈的、深刻的批判。”“王充把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以及谶讳迷信,都看作是虚妄之言,加以无情的挞伐。”王充“驳斥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谬说”,但是,从《论衡》一书中,我们却看不出王充对董仲舒有过什么批判,更看不到对董仲舒进行过无情的挞伐。     

汉代儒学衰微原因略论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儒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方面“章句之学”大兴,涌现出许多校注、训诂、解经的经学大师;另一方面“义理之学”迅速发展,注重探讨圣贤的“微言大义”,推阐发扬,试图探求“大道”,应用于现实,产生了一批活跃于政坛、名噪一时的儒学家。 但是,在汉代儒学兴盛的同时,即孕育着危机,所以,到东汉时,儒学迅速衰微,“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以至魏晋南北朝时,道教、佛教蔓延,主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对儒学几乎有取而代之之势。儒学从“独尊”地位跌落下来。     

论董仲舒的理想人格

与先秦儒家一样,董仲舒也对理想人格进行了探讨。"必仁且智"是理想人格的内在规定,"笃于礼,薄于利"是理想人格的外在表现。在现实之我如何走向理想之我的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待教而为善"的观点。遗憾的是,他强调"教化成性"的同时,又承认人受命于天,人性"不可改",给自己的理论制造了矛盾与紧张。     

人伦大经:“五行”与“五常”

在古代中国,"五行"是贯穿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重要范畴,"五常"(亦称"五行")是贯通人道(人伦世界)的大经大法。董仲舒将人道之"五行",由仁、义、礼、智、圣改造为仁、义、礼、智、信,并从道德本原论的角度论证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将其概括为"五常之道",最终建立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体系("名教纲常")。自西周以至明清,国家、社会、个人都在提倡"五常"、遵守"五常"、奉行"五常"。对于"五常",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理性审视,应该进行"与时俱进"的推陈出新。     

论董仲舒的政治学说及其进步历史作用——兼论其王道理论与天道观的关系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董仲舒及其政治学说的评价很不公正,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严加批判者多,具体分析者少。批判者们似乎共同遵循着一个奇怪的公式: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目的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为封建制度的永恒性作论证,因此,他是个反动思想家。所谓“批儒评法”时,对董仲舒的批判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同志发表了重新评价董仲舒及其学说的历史作用的文章,对董仲舒学说的进步历史作用方面作了具体的分析和一定     

论墨子的伦理观──兼论儒墨伦理思想的异同

墨家的伦理思想甚为丰富，其兼爱说、贵义说、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论以及其关于义与利相统一、动机与效果相统一、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伦理观皆为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与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儒学在根本精神方面是一致的。许多人总是将墨学与儒学截然对立起来，喜儒者则非墨，非儒者则喜墨。其实，墨学与儒学虽有所不同，但其根本精神却并无二致。儒家提倡仁，讲爱有差等；墨家提倡兼爱，讲爱无差等。但墨家的爱无差等只是指“视人之父若其父……”爱人之亲与爱己之亲无差等，并非认为上下左右各种伦理角色互尽义务的方式全…     

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与道德教育的着力点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的人性论阐释了人性是道德教育的根据；依据具体的人性才能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人性是多层次的，道德教育具有层次性；中民之性是道德教育的着力点。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不断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试论西汉新儒学理论体系的生成

为了大一统政治及时代发展的需要,董仲舒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孔孟儒学思想及法家专制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和发挥,构筑了西汉的新儒学理论体系,实现了思想的统一和融合,影响至为深远.在董仲舒及其新儒学理论的评价方面,历史误解颇多,随着历史研究的逐渐深入,应该还董仲舒及其新儒学理论体系一个较为公正的历史定位.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道德合法性,德必称其位,具有最大权力的人一定是具有最高德行的人,反之,具有最高德行的人也应该具有最大的权力,政权的合法性由此确定.这一思想由先秦儒学肇其端,而由董仲舒系统完善之.由于儒学理想中的圣人道德人格事实上不可能,此种合法性不可避免地面临内在的紧张和逻辑困境,于是政权的维护就不得不依靠谎言和暴力来进行.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本文以康有为完成于1904年底的《意大利游记》为说明性个案，试图呈现其欧亚文明论的基本面貌。文章将文本与这位“先时之人物”所处的时代相联系，勾勒出康氏的旅欧行程、意大利考察和文明叙述的轮廓，梳理了康氏在其“异域志”中表达的有关升平一统（帝国）、中西文明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看法。文章指出，《意大利游记》是古代华文异域志的近代遗响，而康有为借之表达的看法，实构成一种“文明-现代性”主张。本文为作者所写有关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之论文的续篇。文章指出，康有为对文明的界定与其同龄人涂尔干的看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康氏与涂氏都将现实发生的文明界定为“超社会现象”，视其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范畴，但相比于从结构观点看文明的涂尔干，康氏在考察文明的存在方式时更关注其历史的治乱轮替动态，也更为重视其政体实现形式。文章最后，作者思考了20世纪康氏欧亚文明论的遭际，指出相比“国族营造”之社会科学，康有为融通“我他”文明的叙述依旧有其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