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以同题集咏创作为例

同题集咏是元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参与创作的既有汉族诗人,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北方民族诗人同题集咏创作丰赡,代表人物有马祖常、贯云石、石抹宜孙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豪纵阔达的时空感、灵动自然的动态美。这类诗歌是元代施行汉法、多元开发的时代产物,也与文人雅集的时代风尚、托诗留名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它见证了元代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从元曲看元代文人的心态

读过元曲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元代文人的言行、心理与传统文人有所不同。是的,元代这一个特定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特殊的文人,形成了他们独特的心态。对此,我们不妨结合元曲作品作一些具体的考察。也许,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元代社会的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元曲作品的进一步理解。佯钝装呆与清醒深层的思考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又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极     

元曲研究的一个新思路——论草原文化对元曲的影响

以往的元曲研究,多注意唐宋以来中原文化对元曲繁荣的影响,忽视草原文化对元曲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历代文学之胜,无不反映历代统治阶级所崇尚的道德风尚和文化传统。元曲繁荣于蒙古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特定时代,草原文化对元曲的影响是必然的。其影响不仅仅限于明代曲论家所肯定的胡乐的音阶调式,更主要的是胡乐中所体现出的草原民族之精神与性格.元曲之斗士精神,即“反传统的新的思想光芒”,是中原文化中的反抗思想和草原文化中的挑战精神的冲撞和融合,它是两种文化的结晶。当我们开始以草原文化为参照重新认识元曲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到许多新的启示,为元曲研究开拓一个新的思路。     

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元代宗教派系繁多 ,呈现宗教信仰客体的多元性、宗教融合大潮下的斗争性、信仰主体的复杂性、宗教气氛的浓郁性和宗教团体的等级性等特点。客观地概括元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对于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以及研究元代民族、宗教、文化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代散曲漂泊意识的文化阐释

元代文人存在着浓重的漂泊意识 ,这是一种由农业文化的后顾性与游牧文化的前瞻性共同构建起来的漂泊 ,形成了元曲特有的游子形象。也正因为这种漂泊意识 ,悲剧感就成为其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诗歌中的自我和他者——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诗歌的文化认同问题

民族文化具有历史客观性 ,是文化认同的基石。但是 ,不存在“纯粹的本地生产的”民族文化。由于传统文化的遮蔽效应 ,少数民族诗歌在对民族文化“自足性”的连续展示和再现中削弱了文学自身的创造性。怎样处理诗歌中文化的自我和他者的问题 ,成了少数民族诗歌文化认同的关键。文化认同具有时间性 ,应该在自我和他者的复杂对话关系中树立“有意义的他者”观。而正确处理文化阐释权问题有利于避免跌入文化民族主义的泥潭     

元代艺术史分期刍议

元代艺术史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是对其进行分期研究的基础。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可以艺术中心转移作为元代艺术史分期的主要标准,再结合元代艺术发展的实际,可知1315年朝廷重开科举是元代艺术史前、中期的分界点。前期,元曲繁荣发展,占据艺坛中心,风格本色自然,生动活泼;中期,受理学思想影响,以元曲、诗歌、绘画为代表的中期艺术,呈现出温和典雅、严谨工整的风格特征。中、后期以1350年为界,抒情写意的文人画占据后期艺术史的主流,文人介入同样使南戏走向繁荣。文人画与南戏一起铸就了后期艺术史抒情写意的风格特质。     

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青年价值引导的范式转换

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锋变得更为直接、迅猛.身处多元价值的冲击之下,保持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进行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的基本前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博大精深的特征,正确的价值引导与合理的价值融合,是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范式需要适应社会大变迁的类型转换,引导文化自省,推动文化实践,深化文化自觉,推进文化拓展,在民族文化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创新中实现文化自强.     

论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及其文化底蕴

元代文人在面临仕进绝途的人生失落中丧失了对皇权仰仗与依附的信念 ,感受到摆脱传统思想控制与约束的轻松 ,激发起他们对社会历史的反省和对生命价值的沉思 ,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功名利禄的虚幻和生命本体的珍贵 ,在元曲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冷峻的否定意识和执著的恋生意识。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态和艺术批判精神 ,既体现了元代文人的“异端”性格 ,也涵藏着他们对全真道教义和老庄哲学的欣赏与接纳、体验与解读的深层次的文化底蕴     

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与西南地域文化的关系

西南地域文化对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青神余氏家族为名门望族,有才之辈多出、文学代际相传,于文学、科考、政治等方面都声望盛隆,在巴蜀乃至全国皆有盛名。西南地域文化丰富了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的题材,深化了诗歌创作的内涵,促进了余氏家族文人气质的形成。余氏家族文人借由诗歌作品记录了西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呈现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历史,展示了其对西南地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论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山水文化发展的贡献

宋代游宦文人对桂林的山水文化发展有着重大贡献,他们通过写诗著文,撰述志书、笔记,歌咏、记录桂林山水风光;或者修筑人文景观,崖壁题刻等文化活动,赋予桂林山水深厚的人文内涵,并进一步发现其地位和价值,为之赢来“甲天下”的盛名。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元大都——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乃至都城宫殿的建设无不体现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交融的特征.<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载的元大都的城建规划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特色的有力说明.而元初的朝会礼仪、节庆活动也保留了不少草原文化的传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元大都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融合的产物.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

金元之际,北方中原地区成为金、大蒙古国、宋政权的争夺对象,汉人割据军事集团乘势崛起。其中,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成为代表。他们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互争雄长,而且多注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对易代之际的文学承传和发轫元朝自身文学,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