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减刑作为刑罚执行制度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中都有明确规定 ,特别是在《监狱法》中已将减刑条件具体化 ,这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积极认真悔罪 ,争取早日成为守法公民 ,具有很大促进作用。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 ,减刑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本文试从减刑制度的历史沿革、困境、理论与实践加以探讨 ,以求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减刑制度。一　减刑制度的历史沿革我国的减刑制度发轫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我党就曾对罪犯采用过减刑。例如 :在八年抗战中 ,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况 ,晋察冀边区边委会就有“对确有悔改表现…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依法审查的三个运行向度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职务犯罪检察职能对监察机关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依法审查,从而依法有序将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导入刑事诉讼程序,是实现《监察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法有序衔接”的重要环节。对检察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提前介入依法引导调查、全面审查、依法指控的“三个运行向度”进行学理辨析,不仅是建立反腐败法治文明与刑事诉讼现代化相洽的“法法实施运行”通道的重要前提,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格局,推进刑事司法现代化。     

受刑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受刑人是国家公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保护监禁制度下的受刑人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表征。受刑人的各种需要,国家必须以法律规范其满足需要的行为,以法律确认和保护受刑人权利是改造受刑人的基础,我国经历了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与1994年《监狱法》两次关于受刑人改造和受刑人权利的立法过程,因受传统立法观念影响,现行《监狱法》仍存在法条简约,程序缺失,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该在《监狱法》中增加有关规定,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建立完善的行政处罚程序和司法审查机制,以充分保护受刑人的权利。     

律师法的修订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影响

以当前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现状为基点,结合修订后《律师法》和正在施行中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使用分析和比较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律师法修改前后律师从事刑事诉讼业务中的角色定位、会见被告人、阅卷取证、执业风险等多方面状况进行论述,剖析了新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积极影响以及在维护辩护律师权益方面依然存在的不足,对如何有效保障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期望。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等后续法律修订工作产生前瞻性的引导作用。     

我国民事立法的趋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上做了大量上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1982年12月通过并施行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以前,第五后全国人大还曾制定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民事诉讼法》(试行)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宪法》和这些法律大大地保障与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的现状与未来

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依其严重程度大致可分为:不良行为、违法行为、附条件不起诉行为、犯罪行为,针对此四类行为,我国存在与之相对的四部法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处罚法》、《刑事诉讼法》、《刑法》。依行为的违法程度,四部法律在逻辑上联系紧密。但因四部法律本身存在着相对不足,致使现实中未能构筑起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法网。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从立法理念、专门机构、法律联动体系等方面予以展开。     

新刑诉法背景下监察权与检察权的程序衔接

新刑诉法背景下,讨论监察权与检察权的衔接是司法改革浪潮中的重要话题。监察权和检察权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故在具体程序的衔接上,通过明确监察调查行为的侦查权属性、调查案件的特殊性,可在审查起诉阶段充分保障辩护人权利,将《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援引至调查程序;退回补充调查实属于诉讼中的审查起诉阶段,理应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的规定,无须变更为调查程序中的留置措施,亦可打破程序适用顺序的壁垒,赋予检察机关直接补充侦查的权力;检察权的天然属性是法律监督权,赋予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违法调查行为的法律监督权是程序正义的理想愿景。     

略论风险社会视阈下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随着我国步入风险社会,对于食品安全问题,旧有的立法规范及司法手段已难以应对。刑法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法律防线,要有效确保食品安全,首先应在刑法理念上作出转变:由罪责刑法转向安全刑法、由被动评价到提前介入、由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全方位转型。其次,在法律条文具体规定方面,应密切《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法条衔接、完善食品安全保护的刑事立法、规范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认定等。     

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为应对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强化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我国正在起草《食品安全法》。与现行的《食品卫生法》相比,《食品安全法（草案）》的规定有明显的改进,但从构建严密的法律保护网,特别是和刑法有关规定相衔接、有效保护食品安全的角度看,草案的规定仍须斟酌完善。     

暂予监外执行的实践图景与改革方向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对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十八大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暂予监外执行审批和监管的重要文件,纠正了一大批不当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况.执法实践中,保外就医在暂予监外执行中占有较大比重,非法保外就医现象突出,检察监督的效果不理想.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改革方向是推动法律法规统一化、执法信息公开化、执法流程信息化和执法标准规范化.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论刑法的“网络扩张”——兼评“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

针对网络失范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引起的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应对,实现了刑法的"网络扩张","关于网络诽谤等犯罪的司法解释"便是刑法向网络扩张的典型代表。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于现实社会,"现实"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局限性,扩张性司法解释也只能暂时应对网络犯罪的变化。根本上解决网络犯罪问题,需要克服我国目前大一统刑事立法之局限,针对网络犯罪制定专门的网络刑事立法。     

刑法修正案立法权违宪之思考

比较单行刑法而言,刑法修正案是一种比较好的立法模式。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刑法典进行修改甚至制定新的罪名,却有违宪之嫌。作为一种补充立法模式,刑法修正案如果是对刑法典中某一条文或某一部分进行修改或补充,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但如果是增加新条文、新罪名,则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     

犯罪定义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定义是：“犯罪是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笔者认为：①将“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作为犯罪定义的组成部分不准确,也不宜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②“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不确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它主要是立法者的犯罪标准,而公民和司法人员只能服从刑法;③判断是否犯罪的标准只能是刑事违法性。笔者对犯罪定义的新表述是：“犯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应当承担（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的最新修正及其适用

在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声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我国知识产权刑法规范体系进行了大幅修改,不仅加强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规范供给,而且彰显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从具体内容来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知识产权刑法的修改,主要表现为通过增设新罪和拓展旧罪的方式扩大知识产权刑法的规制范围,通过调高法定刑的配置加重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透过知识产权刑法规范可以发现,此次修法充分体现了全面保护知识产权、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和法秩序相统一的最新立法理念,这些立法理念对知识产权刑法相关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正式施行,应当对侵犯著作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和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罪等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系统解释,以便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目的能够在司法层面得以充分实现。     

虚假广告的多维法律规制

虚假广告可分为欺骗性虚假广告和误导性虚假广告。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 ,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 ,但广告范围只限于商业广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 ,不得利用广告进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损害竞争关系。刑法具体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虚假广告 ,情节严重的 ,构成虚假广告罪。广告法概括地规定虚假广告行为情节严重的应承担刑事责任 ,而刑法具体规定严重损害消费者、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虚假广告行为的两罚制。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具有兜低性 ,只有广告法和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 ,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     

试论刑法信条学

大陆法系的刑法体系可以说是对一个个刑法信条加以整理、整序而成的信条学体系。刑法信条学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由于真正信条的实定法依据的尴尬,仅靠真正信条尚无法构筑起犯罪论体系,只有不真正信条与真正信条一道才能构筑起刑法信条学体系。然而,刑法信条学也有其不足,需要我们推进对刑法哲学的思考。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在法律职业教育刑事法律课中的构建

本文针对刑事法律课实践教学一体化模式进行探讨,提出并阐述了一体化实践教学模式的内容、特点及在刑事法律课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