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大部制”视角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审视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过多的管理层级,庞杂的行政部门,使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严重约束高校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加快符合国情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模式的变革,己经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全局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府机构改革的“大部制“思路的视角,延展了“大部制“理论的可适用性,通过精简组织机构,调整行政和学术两种权力结构,来探索更加有利于我国大学组织有效运行的治理模式,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快速、有序地发展。     

论权力清单改革的法治化构想

行政权力清单大致上可被认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行政惯例的地位。职权目录表、运行流程图与问责事项单是权力清单应当涵盖的内容。公开权力清单是政府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自制形式。行政权力清单改革是推进行政部门整合、简政放权的有力举措。确保内容合法性审查与动态调整的及时有效,是增强权力清单公信程度的必要条件。增强各部门权力清单之间的协调性,可以为政府部门信息的分享与整合创造条件。电子政务是构建权力清单长效机制的重要载体,能够促进协同共治目标的实现。     

“大部制”视角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问题审视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过多的管理层级,庞杂的行政部门,使高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严重约束高校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加快符合国情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模式的变革,己经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全局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府机构改革的大部制思路的视角,延展了大部制理论的可适用性,通过精简组织机构,调整行政和学术两种权力结构,来探索更加有利于我国大学组织有效运行的治理模式,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快速、有序地发展。     

三权分立的“变奏曲”——美国政府中的独立管制机构

独立管制机构是美国政治体制中一类独特的机构,其由国会产生,部分独立于国会和政府,且集中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项权力,对美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权力集中引发了诸多矛盾和质疑,国会通过授予其＂准立法权＂解释了其权力来源问题,且大力支持独立管制机构的发展;同时,美国也从立法、行政、司法、利益集团多方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和修正实现权力的有效分配和平衡是美国政府管制的本质。     

政府实现理性行政的基本途径探讨

在行政领域,理性行政取得了一定成绩,并成为政府行政改革的必然要求。文中以对权力伦理与理性行政的认识作为理论基础,对政府权力行使中的非理性的表现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针对政府理性行政存在的问题,围绕对权力伦理观的构建这一基本途径,分别从政府组织内部、公务员自身及社会这三个角度设计提出重塑权力伦理观的有效措施,提升权力伦理价值,促使政府理性行政的实现。     

当代政府变革的法理透视：权力向权利的回归

任何政府变革都以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为主线，在法理的视角下，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内容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调整是政府变革的永恒主题。当代政府变革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权力向权利回归，而我国政府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则呈现出由权力的归位、缩减、下移到向权利回归的基本走向。     

论权力自觉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工具理性以制度设计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反思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不但是政府自身制度的变革,更表现在改革运行过程之中的人的改造.行政体制改革中人的改造的缺席致使其走入困境,权力的异化实质是人的异化,行政主体的权力自觉才是行政体制改革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权力自觉核心思想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回归和生存危机意识.化解权力自觉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张力,行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     

对行政权力社会效用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下,政府形象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得正当与否,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一个良好的政府应当是善治的,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然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当行政权力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其根本目的时,就会产生行政权力的负效用,导致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成本过高、权力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为了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就必须努力使行政权力的正效用朝着有利于人民,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克服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负效用,行政权力主体必须进行观念的转变,促使行政权力社会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关于党代会常任制的思考

廉洁政府的关键是执政党廉洁，而造成执政党腐败的重要根源是只“对上负责”体制可能造成的以第一把手为核心的高层腐败。党代会常任制是根除第一把手腐败的一剂良药。党代会常任制的核心涵义有三：一是党代会年会制，使党代会真正成为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二是全委会常设制，使之真正成为党的执行机关；三是党的纪委独立制，使之成为党的最高监督机关，从而实现执政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设与协调。     

论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必须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这就要求县级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必须体现“诚实守信”、“以民为本”、“公平正义”、“德法共治”和“清正廉明”的伦理观。文章分析了影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提升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建设良好的县级政府执行力文化,培养良好的县域领导科学与艺术;加强伦理教育,优化社会环境;完善对公务员伦理品格及执行绩效的考核监控和监督;加强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构建制度伦理等。     

海南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

海南建省办特区初时就进行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其鲜明特色是：精减政府机构,建立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及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巩固改革。其经验和教训是：敢于向“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刀”,“先立规矩后办事”,改革应尽可能地自上而下。在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中,海南的超前改革又面临着新的选择。     

政策执行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执行力刍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集中凸显,执行力不足的情况也越来越明显,往往出台的政策措施都切中问题的要害,理论上讲完全可以解决,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可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各级政府执行力不够。政策是理解政府执行力乃至整个政府活动的核心,从政策学的角度来探讨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含义,并分析其特性以及表现形式,以期引起人们对地方政府执行力的关注。     

转轨时期中国政治权力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25年来政治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思想观念上,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转变为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在政治权力上,“中心权力”逐步被分离弱化,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今后政治改革与发展基本趋势是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是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通过对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高;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过高;行政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过高,这主要是由财政的实际规模庞大、政府机构不断膨胀、供养人数不断上升、腐败现象不断增加行政成本等现象表现出来的.造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来自政府行为的负面效应、正确的行政观念的缺失、行政结构的不合理、行政制度的不完善和行政决策的不科学.降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的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规范政府财政的开支、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和强化监督机制、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与推行电子政务等.     

强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制度性约束——基于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的缺失是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深层次体制性因素之一。改革方向是以完善行政问责制来推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约束,重点是将问责对象扩展为包括执行层面责任人的广义问责,这种问责方式最直接体现了权力执行层面--基层公务人员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正确认识与调整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由裁量权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强化行政问责制度性建设,从而有效地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论群体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的运用与制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体制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使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群体事件的发生,呼吁着作为法自由和法权利支柱的权力介入。我国目前还存在机制转换不到位、忽视媒体执政权力使用、缺乏正确的权力观、机构设置过于专业和分散、紧急权力行使人员规则意识淡薄等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完善群体性事件中紧急权力的运用程序,提高媒体执政力,分离决策权和行使权,并做好协调和制约工作。     

"民官比"不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公务员或国家干部人数的多少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重要的是必须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权力和责任)划分清楚。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并不高,因此,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再把精力集中在“精简”上,而应按邓小平的部署,首先把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的工作做好。毕竟“小政府”是指“政府权力受限制”,而非“人数更少”;“大社会”是指“社会权利更广泛”,而非“人数更多”。     

转型期的行政权嬗变:中国行政改革之透析

转型期的行政权嬗变表现为传统的行政权某些特征依然存在,现代的行政权特征又大量出现,构成传统的行政权与现代的行政权整合与交融态势.它从一个层面透视了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历程,同时也是对其改革向度的折射,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及行为选择提供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