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气双重的审视维度和价值旨趣——朱熹性命之学研究

基于理气合而生物却理本气末的本体构架和审视维度,朱熹认为,命有两种——一为理命,一为气命;性分双重——一是体现理的天命之性,一是体现气的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天理至善、气质有恶的价值旨趣,朱熹要求人在处理两种不同的命和性时张扬天理之善、去除气质之恶,致使“去人欲,存天理”成为其人命论和人性论的共同归宿。其实,朱熹的安身立命之方和“去人欲,存天理”的宗旨落到实处都是尽心、格物和致知。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

朱熹思想之与陆象山金春峰陆象山哲学思想是心学思想。和王阳明一样，其哲学的基本命师题是“心即理”。朱熹讲“性即理”，不讲“心即理”，故学术界常认为朱陆为理学中两大对立的学派。“朱陆异同”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实际上，朱熹的基本观点是心学，不过心学...     

关于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问辩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大问题 ,南宋朱熹是儒学中对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 ;人欲胜则天理灭” ,因而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要求人们“革尽人欲 ,复尽天理。”〔1〕朱熹说 :“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 ,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2〕他还说 :“今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 ,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3〕可见他说的“天理” ,其要义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 ,这似乎是共识。但对朱熹“人欲”之说的解释似有歧义 ,尚须讨论。以往一般认为朱熹讲的“人欲”就是人的一切欲望 ,…     

蛰楼随笔

朱熹论性于理欠通朱熹《中庸章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解》云：“命，犹令也。性，即理也。”于理似欠通。余以为：“命”，乃赋予之意也。盖人之性，乃天赋予之本性也。天即自然，即自然所赋予人之本性也。性与理是两个概念，不可以混一。天赋之人性有正负两面，正为善，为人性；负为恶，为兽性。苟性即理，则是忽视人性中之负面，即恶与兽性之存在也，又安用率与教耶？率，统率也，率引也，人之性必须以道统率之，引导之，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即道也。授人以道，使知如何去恶扬善，去兽性而扬人性，是为教也…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朱熹“理生气”：一种心性论的解读——从刘源渌、吴廷栋到唐君毅、牟宗三

朱熹讲“理生气”，但不赞同解读为如同“母生子”，而是以孟子所谓浩然之气“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从心性论的角度加以解读。清代刘源渌、吴廷栋阐发这样的解读。与此相类似，现代学者唐君毅从人的道德生活入手进行解读，牟宗三又用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进行解读，最后把朱熹“理生气”解读为“气之依理而生，依理而行”，或“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度之生化”。冯友兰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没有对朱熹的“理生气”作出解读，但非常强调“气和理的关系是‘依傍’”。至此，朱熹的“理生气”已经被解读为“依傍理而有气”，并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成为定论。     

朱熹“气”的学说初探

长期以来,在朱熹哲学的研究中,往往偏重于对其“理”的学说的探讨,而对其“气”的学说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完整系统的专题研究.不可否认,朱熹作为我国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其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朱熹从未直接作出过“理生万物”的结论,而是通过气生万物、理为气之本,来构造其“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的宇宙生成图景的.为此,朱熹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气在宇宙万物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出自前人而又超越前人,从而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气”的学说.可以说,不了解朱熹“气”的学说,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其哲学体系.因此,如何分析和评价朱熹“气”的学说,应是我们研究朱熹哲学时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一）实理条理“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关系构成其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理在船山哲学中究竟是什么？船山对其做了规定：第一，理为实理…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朱熹主张重德轻欲，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便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于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要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为当代伦理建设做出贡献。     

先秦诸子散论言论常态

言论，有高深的理论和日常普通浅显议论之分。这里我们只摘录分析先秦诸子对于后者的论述，且只限于政治言论常态。 一孔孟所谓的“知言” 《论语》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是：“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这里的知言。知人，是指一个个的人与言，还是泛指社会整体的言与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倘联系上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以及从《尧曰》整篇看，显然是既指具体的言与人，也指整个社会的言与人。孟子对于“知言”之论，就详细些了。他对“何谓知言”的回答是：“ 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     

命、性、才--戴震关于人性的命题及其局限

戴震论性、论才、论命，都是针对人性的不同侧面来说的，实质都是来源于他得“气化”思想。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命、性、才三者本为“一事三说”：命说的是人的自然规定和限制；性说的是人的本性、本质；才说的是表现出来的形体气质。他们分而言之为性，为才，为命，合而言之就是性，戴震以此建构出他的人性学说。     

论朱熹哲学体系诸范畴的理论价值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博大恢宏的哲学思想，包含着一个系统的范畴体系。只有了解朱熹如何阐发诸范畴的内涵，才能对朱熹哲学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本文仅从朱熹的范畴体系中，选择理、气、性、欲四个范畴作为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理”的本义，在中国哲学史上通常指条理、准则。如《说文》释“理”为“治玉也”。孟子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将“理”与“义”并联，作为评判价值的标准。他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①但不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苟况、韩非讲“理”，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规律的含义。苟况说：“凡以知，人之…     

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本文探讨了冯梦龙“三言”中的人欲观与理学发展的关系，通过对理学“理欲之辨”和“三言”文本的双重解读，论证了“三言”中表现出的人欲观是辩证的人欲观，和王夫之等人的人欲观有前后辉映之处。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 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 (一)实理条理 “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     

朱熹乐论之雅俗观考释

朱熹既有推崇古乐的复古思想又有认可新声的通变意识，两者的契合点是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雅与俗通变的内在基础是“性情”，“性”与“情”都是“理”的具体化，表现“自然之情”是俗乐被认可的特质。朱熹乐论完成了儒家乐论的哲学化、经典化、辨证化进程，也完成了“理”对“乐”的自上而下的干预。     

“存天理,灭人欲”命题新评——朱熹理欲观之现实价值

<正>关于理欲观,朱熹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论者往往一棍子打死。我的看法不然,认为它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有进步性,有重要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析王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兼与朱熹理学比较

王阳明发现了朱子之学对“体用一源”的割裂，并从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困境中走出来，他否定了朱熹所主张的分殊于事事物物之“殊理”的存在，承认事事物物只能是天理的发用流行，即提出自己的“天理发用”思想。阳明的“天理发用”思想既是阳明“心即理”思想的根源，亦是“心即理”哲学命题的归宿。     

王夫之一多二重化的人性论和认识论

<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