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特征及市民化政策探讨

本文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并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市发展转型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以整体政府和公民社会为治理基础,从文化、社会、政策的多重角度,研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措施。     

市民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抑制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犯罪活动增多趋势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市民化程度低是导致部分社会成员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对已有研究成果梳理荟萃的基础上,基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价值论,探讨了市民化抑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内在机理。为市民化创造文化和制度方面的有利条件、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素质和市民化能力、提升市民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将可以显著遏制农民工的违法犯罪行为。     

论人力资本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他们有着日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而且已经成为＂事实移民＂,并出现＂常住化＂、＂家庭化＂趋势,但他们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边缘人＂、无归属群体。其中主要原因除了政策体制性因素外,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他们能否适应城市,能否实现在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实施选择性教育福利政策,强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资,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的转型,既可以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城市适应能力、自我发展能力,也能重塑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改变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形成他们的城市归属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能提升我国整体竞争能力,实现人力资源强国战略。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宁市的实证考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如何解决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通过对南宁市六辖区实地调研,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融入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应创新服务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同城的国民待遇从应然到实然,让其留城变理想为现实。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访谈资料,研究了新型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文章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增强,因内部出现分化和来源地不同,出现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和地域的差别,提出了农民工的代际市民化和差序市民化。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现实基础和农民工自身条件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区域探索农民工市民化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工作支持研究

作为"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对社会工作支持有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可以从制度、社区、企业、家庭等层面针对该群体从不同角度提供最直接、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帮助他们融入城市。     

浅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嬗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自我意识增强、法律意识增强、竞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等重大变化.本文对这些变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城市文明的冲击、打工生活的挫折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嬗变的主要原因.明确提出了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途径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养.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制度、资金、法律、素质、观念等五大障碍和困难.使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安居乐业,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创新制度,改革户籍、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土地、住房、教育等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多渠道筹集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金,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律规定,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转变城市居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制度供给研究

传统就业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制度由于只突出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不能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问题。要建立起以能力导向为特征的新型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体系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在供给内容上应丰富培训的内容,增加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在供给主体上应提升目前政策供给主体的级别,并强化省级政府的责任,在供给方式上应尽快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法律,提高制度的权威性。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及其规避——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风险日益明显。而且这种风险的分布符合"泰坦尼克定律"①关于社会风险依据社会等级进行分配的原则,即社会等级越高,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小;社会等级越低,受到社会风险的伤害越大。由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等级的底层,他们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鲜有合适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社会风险必然较大。对此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以"泰坦尼克定律"为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现行的社会政策进行了研讨,提出了九点看法和六点风险规避策略与社会政策倡导建议。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福利刍议——基于上海市闵行区九星村的实证分析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所引导的是科技的创新与产业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得以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在社会取得卓越发展的同时,现代化、工业化的到来也促使了社会风险的集聚,这类风险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直接后果,由此风险社会的存在形式成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城市化进程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他们基于自身发展和理想目标的实现,大量涌入城市之中,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风险形成的间接缔造者,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风险对自身所造成的影响,涉及了生活、学习、教育、就业等诸多方面。国家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多种权利的保障。其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获取路径的社会福利制度,对于处在风险社会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显得尤为重要。针对于这类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所需要凸显的是主体现实需求的满足,诸如：福利服务制度、职业福利制度、社区福利联合体,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最终实现市民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

本文批评了“农民工”和“留守儿童”两种研究问题意识割裂的现状。通过对 “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试图在两种问题之间建立系统性的关联。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更频繁地转换工作。对工种性质进行进一步划分后的统计模型表明,体力工种相对非体力工种、非熟练工种相对熟练/半熟练工种,有留守经历的新工人相比其同辈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工作流动性。这说明有留守经历的工人更难适应世界工厂高强度、异化的劳动方式。父母外出打工造成亲子分离,儿童家庭责任感淡薄,但也带来更优越的经济条件和更少的务农经历,由此共同导致了有留守经历的工人频繁的工作流动。留守经历是“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产物,但某种程度上它又加剧了这一体制持续运行所面临的困境。逐步赋予工人公民权,修复家庭生活,是解决系统性危机的基本立足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矛盾性特征及其应对

当前,随着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虽然来源、务工时间和留城意愿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内部显现出一些差异性,但就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来说,在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六大矛盾性特征。应对这些矛盾,需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共同努力。     

农民工城镇化现状与前景

本论文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方法分析农民工就业状况对他们城镇化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用工年轻化、农民工失业中年化的现状,论文首先运用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指出为了全家城镇化,农民工夫妻婚后一般需要连续工作30 年。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农民工工作寿命表,用以估算中国具备城镇化最低限度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总量。考虑到未来企业用工年龄结构的变化,预计2006年时年龄在 30岁以下的69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都已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最起码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