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贸易制度演化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视角对清朝的“广东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历史作一简要梳理。清朝的贸易制度在中央政府、地方官吏、行商、散商、外商、外国政府等多个主体的持续博弈中不断演化,最终完成了制度变迁:朝贡体制变成国与国对等的贸易体制。     

论清朝前期国际贸易政策中内外商待遇的不公平问题——对清朝对外政策具有排外性观点的质疑

自19世纪以来欧洲主流学术界认为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具有闭关性和排外性的观点,一直被我国学术界所接纳和认同。所谓"闭关"的观点,虽然揭示了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的根本属性,但它却是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强加于清朝的话语霸权;若从英国本身自17至18世纪末曾连续颁布的排他性的《航海条例》等法令看,当时英国指责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虚伪性显而易见。如果对清朝关于本国商民出海贸易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基本政策、关税征收和具体管理措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清朝采取的是有利于外国商人却不利于本国商人的海外贸易政策。因此,清朝政策并不具有排外性。从本质上看,清朝在海外贸易方面对本国商人与外国商人采取不同待遇的政策取向,是"重农抑商"和"怀柔远人"两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一口通商”与“澳门航道”

本文集中研究了清朝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原因与背景，并探求澳门的兴起对广州贸易的刺激作用以及鸦片战争前广州与澳门的内河航道，即“澳门航道”在交通、运输、贸易等方面的作用。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日贸易的管理

清朝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实行开海政策，设立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作为一衣带水邻邦的日本，与清朝的贸易开始出现活跃之势，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虽然其间清朝又颁行了禁海令①，而且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只在广东一地与外国贸易，但清日贸易并未受到影响。本文不探讨清日贸易的进出口情况及其变化，只就清朝政府如何进行对日贸易管理作一浅析。一、设立海关，委以关差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有很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四个海关设在“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③，同类意见见于当…     

试论清朝"闭关政策"的双重性

传统观点在审视“闭关政策”时 ,大多只将眼光聚焦于东南沿海、广州一港 ,这是不确切的。清朝的对外贸易有京师贸易、恰克图贸易和广州贸易三种格局 ,贸易形式有朝贡贸易 ,边境、沿海自由贸易二种形式 ,他们的发展在同时期有很大不同 ;贸易国家还有西方列国和藩属国之分 ,清政府对待他们也有甚大偏差。所以“关”就不能简单的将其理解为“海关”,“边关”也是其应有之义。     

洪任辉事件与乾隆的闭关政策

从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清朝曾执行过一个时期支持海外贸易的国策。但是，随后就关闭了闽、浙和江苏海关。闭关政策固然反映了清政府的愚昧与国力的虚弱，但英国早期殖民者急切扩大对华贸易的行动，是清朝产生闭关政策的直接动因。这就是洪任辉事件。一、导致闭关的洪任辉事件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清朝下令取消海禁，“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1）。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又宣布建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苏）海关，以广州、厦门、宁波和松江为四个对外通商口岸。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废除对南洋海禁。…     

论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

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可分为朝贡贸易政策、海洋贸易政策、陆路沿边贸易政策三部分。总的来看,清朝前期对东南亚实行的是较为友好稳定的开放贸易政策。清政府一直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虽然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曾短期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并在乾隆二十二年后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但一直准许东南亚商船来华贸易。虽然在乾隆中后期曾短期关闭与缅甸、安南的边境贸易,但在多数时间里允许中外商民自由往来。清朝制定对东南亚贸易政策的初衷不是裕国富民,而是从属于封贡秩序的维系与重建。     

认真研究WTO，加快我国出版业的发展

根据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形势,详细分析了WTO法律文本中“货物贸易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出版业开放程度、开放方式的要求和影响,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出版业的应对措施和发展思路,要以加入WTO为契机,加强管理,健全法制,深化改革,促进我国出版业的更大发展。     

同治元年日本人上海所见“华洋会剿”

日本江户幕府为恢复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宽永年间）因锁国政策而中断的朱印船贸易，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况，经过一年的筹划准备，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郎率领，一行５１人，乘幕府官船“千岁丸”，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７日（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从长崎发航，６月２日（五月五日）抵达黄埔江，８月１日（七月六日）离开吴淞口，在上海逗留两个月，８月８日（七月十二日）返回长崎。 “千岁丸”抵沪的同治元年夏季，中国、尤其是上海，恰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与清王朝间的战争已持续十二年，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双方拉锯地段，太平军正第二次围攻上海，申城内外，战云密布；英法等西方国家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由惩膺清朝改变为扶助清朝．以获取更大的殖民主义利益，清军与英法军联手对太平军作战的“中外会防”、“华洋会剿”在这一年正式展开，中心地点便在上海。而同治元年夏天访沪的日本幕府使团，目睹了“华洋会剿”的场景，使团成员留下的纪行文对此记载颇详，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清代新疆的官铺和对外贸易政策

清朝统治新疆前期,为了保障驻防新疆军队的物品供应,控制内外贸易,在一些主要城市先后开办了规模大小不等的贸易机构。这种从资金来源、货物买卖、到经营管理、利润分配完全由官方一手控制的贸易机构,史称“官铺”。本文试就清代新疆官铺的经营情况作些介绍和分析,并就与官铺有关的对外贸易的变化作一探讨,不妥之处,诚求指正。     

“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近 2 0年对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 ,基本上围绕着是闭关政策还是开放政策进行的。然而 ,这种模糊于政策的性质与内容之间的类型分析 ,已难以处理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 ,表现出诸多的局限性 ,也没有揭示出清朝海外贸易政策是如何导致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具体原因     

清朝遣戍制度与边疆经济发展析论

遣戍制度是清朝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强制性移民措施。清朝的边疆开发,对于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往来交流,对维护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遣戍制度对边疆农业生产、戍边稳边、采矿等提供了人力,促进了边疆的商业繁荣以及与内地的贸易来往,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遣戍者中的文人,也成为推动清朝边疆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     

辛亥革命与鲁迅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是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不断发展的结果。虽然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次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终于被反动的买办军阀篡夺了领导权而遭到失败;但是革命的结果毕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     

试析乾隆二十九年的盛京会审——兼论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的差异

乾隆二十九年朝鲜人金凤守、金世柱等在越境贸易的过程中误杀凤凰城甲军常德,由于该案被害人为清朝士兵的特殊身份,清朝对该案的审理突破了既有的以凤凰城会审为代表的中朝会审制度,而实行了盛京会审的特例。在既往的研究中,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往往被混为一谈,然而事实上本次盛京会审与凤凰城会审在司法程序、主审部门、审判结果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本次盛京会审本质上反映的是清朝将在中朝会审制度下让渡于朝鲜的司法审判自主权的收回,进一步说明了清鲜封贡关系下朝鲜对越境犯罪案件所拥有的司法审判权附属于清朝的特征,其得与失完全取决于清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判断与权衡。     

试论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有清一代,以漠南蒙古为主的蒙古各部被置于清朝的控驭之下,成为清朝北部边疆重要的防御力量。满蒙关系史也是清史、满族史及蒙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此有所关注,但主要集中在清朝肇建初期清太祖、太宗对漠南蒙古的治理和清政府对蒙古的封禁政策方面,或是蒙地开垦及“移民实边”政策等问题的研究上。而对清朝治理东蒙古这一特定区域的统治政策作宏观、整体研究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清朝治理东蒙古的政策及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联姻、盟旗制度、“画地而牧”与封禁蒙地、宗教控制等方面。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

清朝平定“三藩”后,开始把精力转向准噶尔部,着手解决西北边疆问题。1682年,康熙帝派内大臣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本文爬梳史料、详其始末,揭示此次出使意在了解准部内情,尤其是噶尔丹对清朝的态度,并说明随后清朝对准政策由“笼络、羁縻”为主到“限制、削弱”为主的调整与此息息相关。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1984年，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②。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梯二郎…     

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的半个多世纪里，德国克虏伯军工厂向中国出售了大批军火，较大地增强了清朝的军事实力。清政府也聘请了克虏伯厂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帮助中国设厂、造炮、传授科学技术，同时派出了一批留德学生，还翻译了不少军事方面的科技图书。清朝和克虏伯军火贸易的过程变成了经贸文化交流和促进军事近代化的过程。其中，最明显的成效是，清朝仿造德国克虏伯大炮能力的提高，军队和海防武器装备的改善，以及军事科技水平的提高     

关于外贸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十年来,我省外贸坚持以出口创汇为中心,积极开拓各种对外经贸的合作渠道,特别是实行外贸体制改革以来,进出口贸易有了更大发展,1979年,中央对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当年出口额为2.45亿美元,到1987年,发展到8.47亿美元,去     

宁夏“旗人”史话

旗人,是宁夏地区对清代八旗驻防军及其后裔的俗称。辛亥革命后乃至三十年代中期,他们大部分聚居于今银川市迤西十五里的新城,故也称之为“新城人”、“满城人”或“满人”,也就是现在通称的满族。其实,他们不全是满族,其中一部分是当年被清朝编入八旗的蒙古族,属于八旗蒙古。由干与同赴该地戍边长达二百年之久的满族人同聚一城,共同生活和斗争,久而久之,在被当地回、汉人民统视之为“旗人”的情况下,自己也以满族自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