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辽金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辽金史学的研究,近六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某一具体方面,如修史制度、史书与历史文献、史官和史家、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都有可观的成就。这些对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识辽金史学和辽金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陈垣史学的“记里碑”——再读《通鉴胡注表微》

《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史学的一座高峰,以往的研究尚未能充分发掘此书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及有关社会、人生的重要史学思想。《表微》的创作缘于陈垣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开展“有意义之史学”的提倡,以及对胡三省史学的同情、理解与表彰。陈垣在《表微》史法诸篇,通过阐释胡氏注文,结合自身治史经验,运用近代科学精神和规范,从史书体例、历史考证、史学评论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史学方法。《表微》的史事诸篇,阐发了陈垣对社会政治、民族与宗教、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深邃史识;并通过陈古证今,反映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救国思想,充分体现了史学的时代精神。     

左史、右史之名考辨

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左史、右史问题再作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左史、右史之名均出现于西周时期,从其职能以及当时人们的习惯来看,它并不是先秦时期的实有官制,应该是内史、太史的譬喻称呼。至于记言记事之职责,也并不特指左史、右史,而是针对先秦史官共有的职能而言。     

《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

《左传》为古代史学树立的范例陈其泰通观先秦史学的发展，从《春秋》到《左传》，实是经历了由只具历史著作的雏形到出现内容丰富翔实的著作这样巨大的飞跃。《春秋》虽然开创了私人著史的传统，并第一次用＂史义＂来统帅＂史事＂、＂史文＂，因而影响深远，但它记载极其...     

史书引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传统,史籍文献十分丰富,而且源远流长,自成体系。据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在史记言,古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①各种史官职责不一,但具有共同特点,一般负责记录王侯言行、著册国家大事、搜集资料、整理文献、保存档案等工作。凡属社会典章文物、政策法令、语言文字等均由史官垄断掌管,即所谓:“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②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行政,是为中国古史纪…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上篇)

钱大昕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议论切实、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是",要求记事撰史成为信史.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唐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唐初史家继承南北朝史学的理论遗产,列纪传体为正史。其后,史家开始强调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这股思潮与中唐以后兴起的《春秋》学合流,将史书的编年体裁与褒贬义例联系在一起,导致中唐以后编年体史书中兴的局面。在此背景下,皇甫湜提出只要能立褒贬以示惩劝,二体皆可为良史的主张,对北宋时期《新五代史》等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学"求真"内涵的演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过程中,治史"求真"观念的内涵不断演变,形成汉唐史学叙事"求真"、宋明史学义理"求真"和清代史学文献"求真"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历史编纂学作为史学观念的外部结构和表现形式,也必然随着"求真"观念的不断演变而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乾嘉时期史学家论史书叙事之美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理论发展的集大成时期。乾嘉时期的史学理论家和考史学家在叙事之美的探讨上,自觉区分了文学叙事与史书叙事,提出了＂情事如绘＂的叙事境界说。他们主张史书叙事的熔裁与锤炼。在阐发叙事之美的内涵时,乾嘉史学家充分肯定了＂情＂在叙事审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也强调＂情贵于正＂,要谨慎处理客观历史事实和史家主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

Abstract：

The Qia-Jia period of Qing dynasty is a period when brilliant achievement is made in 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 books.The historiography theoreticians and textual historians distinguish between literary narrativ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n propose ＂narrative as painting＂——the theory of the state of lively narrative.They argu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genres and polishing of narrative as well as tact,grace and rhythmical prose with parallelism and ornateness adopted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Historians affirm that ＂feeling＂ in the aesthetics of narrative is very important.They also emphasize ＂feeling requiring justice＂and prudent manag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and the feel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historians.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