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祠现存碑石与价值探讨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特地在陕西省韩城建造了一座祠庙,名为＂汉太史司马祠＂。祠内现存古今碑石一百余通,内容涉及司马迁的人品与人格、司马迁祠墓的历史变迁、修缮祭祀活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评价,以及《史记》相关篇章中的名言警句等,是研究司马迁、《史记》、司马迁祠庙的珍贵财富,价值甚大。     

汉唐长安"饼食"综论

汉唐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王公贵族的集中地,饮食种类非常丰富;它位于中国的北方,饮食以面食当先;面食又以饼食体现,饼食又以蒸饼、汤饼、煎饼和烤饼等四大饼系为主,基本包括了主食、小吃、点心和糕点等品类,在汉唐饮食体系中具有极其突出的地域文化特点,至今仍是陕西饮食文化的特色.本文爬梳了各类史籍、饮食文献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所涉及的汉唐长安及其周边的饼食进行了重新归类,对四大饼系予以新的界定,目的是借对这些品类丰富的饮食现象论述,使大家更深层次地了解都城长安饮食文化的繁荣,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追求与审美情趣.同时想通过揭示饼食制作方法和工艺程序,为我们今天面食文化发展及品类开发提供一些借鉴.     

春秋时期的媵制及其盛行原因

媵制指一个贵族男子娶妻 ,这个妻的侄、娣 (妹 )也随同她一同陪嫁 ,这侄娣随姑、姊同嫁一夫的婚俗 ,在春秋时期的诸侯和士大夫中相当盛行 ,对春秋时期的政治联盟、社会稳定和婚姻外交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种制度的盛行 ,不仅与史前文化的遗存及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继承制有关 ,而且与春秋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有关     

《史记》中辩士的分布规律及其成因

辩士是战国秦汉之际“士”阶层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对当时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主要以《史记》为依据，对其所记辩士的生地、行事进行了分析，试图探讨其分布规律和成因。     

西安地区宗教文化资源优势及其开发

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特别是宗教文化资源占绝对优势,集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为一体,其中的慈恩寺(大雁塔)、荐福寺(小雁塔)、大兴善寺、青龙寺、兴教寺、大小清真寺、北堂(天主教堂)、八仙庵、楼观台、法门寺等宗教人文景观,以其等级高、历史悠久,不仅在中国宗教史上,而且在世界宗教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地位。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并进行有节有序的开发,对推动西安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27年陕西“司法革命化”与司法制度改革

以“司法革命化”作为司法改革的指导思想 ,是 192 7年陕西司法制度改革的鲜明特点。这使它既不同于清末民初以来的任何一次司法改革 ,又有别于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分立”思想     

范式突破: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

经学和理学是儒学的两大基本学术形态,经学自是经学,理学自是理学。唐宋之际,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儒学经历了从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范式革命。为研究张载对理学的开创之功,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在此变革中,张载不但较早讨论了太极、性与天道、义理、心、性、动、静、天理、人欲等理学重要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精辟的哲学命题,建立了包括知天之学、为圣之学、外王之学在内的完整理学体系,对理学方法论也作了全面的探索和阐述。研究表明,作为一位创新意识最强、用功最刻苦、源流最为纯正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张载在理学脱离经学而成为一种新儒学形态的学术变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所创立的话语系统和不同于经学的方法论对后世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中书院——“首善书院说”勘误

秦晖韩敏邵宏谟三位先生所著的《陕西通史.明清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十六章第三节＂书院教育与书籍刊行＂中,有10处（P493-496）将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关中书院称为首善书院。依著者观点,从1609年关中书院创建到康熙二年（1663）陕西巡抚贾汉复重建改名为关中书院止,就没有过关中书院的名称,关中书院一直名为首善书院。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关中书院与首善书院都是明代著名的书院,虽然都和＂关西大儒＂冯从吾讲学有关联,但两个书院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下面通过史籍记载对其进一步分析。     

左史、右史之名考辨

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左史、右史问题再作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左史、右史之名均出现于西周时期,从其职能以及当时人们的习惯来看,它并不是先秦时期的实有官制,应该是内史、太史的譬喻称呼。至于记言记事之职责,也并不特指左史、右史,而是针对先秦史官共有的职能而言。     

《秦誓》史料的可信性及价值新论

《秦誓》选自《尚书·周书》,是春秋时期秦穆公“殽之战”失败后因自悔所作誓言的最早记录。但是,由于《尚书》真伪的问题,历代对其价值无有定论。通过大量文献比较,结合当时背景和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确定《秦誓》史料可信性,它在订正《史记·秦本纪》之误、补充《左传》不足及穆公研究方面自有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