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规范

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驶是法官在量刑中的必然现象,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整个刑事审判活动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影响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因素很多,文章主要从完善量刑裁量规则的角度,分析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造成行使自由裁量权偏移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建议。     

量刑实践中的被害人过错考察

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越来越多,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分析其都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理由,而且在部分案件中成为量刑的关键情节.但是,立法上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专门规定,在量刑中其一直作为酌定情节被加以适用,因此,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使得被害人过错在量刑实践中适用失衡,加之被害人过错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不能很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法,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法官以此为参考确定基准刑和对量刑情节加以合理的衡量和适用。在我国着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背景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主动迎合改革的步伐,从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改善立法状况以及规范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以实现量刑公正。     

论法官情感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虽然理论界存在争论,但是对于法官的情感因素会对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影响的事实,司法实务界并不讳言。对"刑之裁量"的科学解读、法官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量刑平衡的双重要求决定了法官情感介入量刑过程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从传统的估堆量刑到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脑量刑,自由裁量权在步步收缩。实践证实,自由裁量权需要规范、法官情感需要限制,规范化量刑便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的选择。科学合理的量刑需要规则的坚守与情感的归位。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是法官的特有权力,也是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其本身,又恰似一把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一方面应注意发挥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应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对量刑幅度负效应之评估与适度刚化之对策

量刑幅度存在着负效应。由于语言表述不能所导致规则缺失因而缺乏必要的制约,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由于犯罪人在犯罪前无法知道具体的量刑幅度,因而很难对犯罪行为的选择构成制约,,难以据此降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适度刚化量刑幅度范围内的量刑权,建议采取如下立法措施：法定量刑基准,在量刑基准的基础上创设狭窄的通用量刑幅度,单独规定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的条件,积极构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机制。     

《联邦量刑指南》之于美国确定刑改革

19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量刑制度实行不定期刑,法官及假释委员会拥有极大自由裁量权,刑罚裁量差异悬殊。为了减少量刑差异及犯罪,国会牵头发起了确定刑改革,《联邦量刑指南》是确定刑改革的重要举措。2005年Booker案后,指南的效力从刚性转为柔性。指南未遂减少量刑差异及犯罪之初衷,却带来了诸多负面后果。刚性指南破产有其必然性,源于内忧外患双重危机。于内,指南缺乏优良规范之品质,于外,立法、行政、司法分权失衡激起积极主义司法之反戈。但指南部分表达了量刑实践理性,柔性指南仍有存在的价值。     

受贿罪量刑失衡问题实证研究

从司法实践看,受贿罪量刑存在严重失衡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有潜规则盛行的因素,又有错误司法的原因.同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导致量刑失衡的制度性要素.革除受贿罪量刑失衡的弊端,应当通过司法解释限制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确立同种数罪并罚的处罚原则和将数额、情节(非量刑情节)作为量刑的基础这三方面上取得突破.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的风险及其防范

人工智能辅助量刑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建设和应用能够约束法官的行为,克服估堆量刑的弊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需要警惕的是人工智能辅助量刑可能存在机械性风险、不透明性风险以及不可接受性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对量刑公开以及量刑公正造成威胁,也容易导致过度限缩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后果。应当坚守法官的主体性和人工智能辅助量刑系统的工具性,防止出现法官过度依赖量刑辅助系统的现象;谨慎筛选数据,构建合理的算法模型,减少算法歧视;优化量刑程序,建立算法审查与算法问责机制,着力实现量刑公正。     

论量刑公正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二个重要内容,量刑公正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即强化审判监督,又制约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同时通过程序实现控辩平等.     

壮侗语类别词再认识

通过对量词和类别词研究历史的回顾及特点的比较,认为壮侗语中存在有类别词,它不同于传统的量词,是名词发展为量词的中间环节.     

简析古今汉语的定数量词

定数量词是既具有陪伴性质又表示一定数量的量词。定数量词产生较早 ,虽数量不多 ,但却曾经在古代汉语中被较为普遍地使用过。发展到现代汉语 ,定数量词已有了很大改变 ,其演变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类 :( 1)定数量词的性质基本没发生变化、只是陪伴范围有所改变 ;( 2 )仍属于量词范畴、但已不是定数量词 ;( 3)已不再是量词 ,被彻底淘汰出量词范畴。分析其演变的原因 ,主要是与该定数量词的初始意义密切相关 ,同时 ,古代的典章制度等文化因素也与定数量词的演变有密切关系     

环境可持续力：定义和度量问题

环境可持续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什么是环境可持续力?如何度量环境可持续力?用什么方法来度量环境可持续力?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真正从概念到行动的关键。从环境可持续力的基本政策要素和环境可持续力的约束条件出发,构建环境可持续力的度量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新的尝试。     

EVA业绩评价模型及方法的构建

如何使EVA这一先进的管理系统真正地成为我国企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行为,取决于能否建立适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的EVA业绩评价模型与方法。EVA业绩评价模型应建立在现有效绩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将EVA思想真正地融入企业,将EVA指标作为企业的核心指标。而EVA评价方法应尽可能地采取比较客观的方法,如离差最大化法。     

从“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相互搭配（二）

“数＋度量＋个体名词”结构在所指事物的个体数量上存在歧义现象，同一个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存在有不同的语义变化，加度量词时表示的一定是人类领域意义上的同质“个体性”事物的类，侧重事物的属性。这种语义变化的制约性因素来自于度量词与个体名词两方面。     

论保障措施的实施要件

中国按照WTO协议要求公布的《保障措施条例》与WTO的《保障措施协议》比较而言 ,该条例在保障措施实施要件的规定上与协议基本一致 ,但由于协议自身对实施要件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具体化 ,因此 ,仅仅在立法层面与协议保持一致是不够的 ,有必要结合WTO的有关案例对保障措施的实施要件做深入研究 ,使中国对于这项法律制度能够充分认识、正确运用 ,从而达到在国际贸易中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从艺术研究到仪式研究——审美尺度研究的新起点

既往的审美尺度研究,较多地将其局限于审美与艺术活动本身做架空推论,而与现实审美情境相去甚远。有鉴于此,本文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艺术和仪式活动勾连起来,考察审美尺度如何与仪式共生、如何因仪式活动而强化或复杂化。     

“一头亲事”考略

“一头亲事”是近代汉语中一种特殊的称量方式，受唐宋时期“一头事情/买卖/官司”等称量方式的影响，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量词“头”称量范围扩大的结果。事实上，它的出现是名词“亲事”特殊的文化意蕴所致，是汉语早期以“头”量人用法的延伸和拓展。另外，“一头亲事”与“一门亲事”同期出现，表意一致，但却是南北两种不同地域方言的产物，在相互并存和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受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加之北方官话的普及，“一头亲事”处于劣势，并逐渐淡出。     

基于兴趣度含正负项目的关联规则挖掘方法

项目的引入使得挖掘出的频繁项集成倍增加,同时生成的关联规则数量更加庞大,引入兴趣度来约束从频繁项集中提取关联规则的数量。分析现有的兴趣度模型,从中选择了一种适合于含正负项目的关联规则挖掘的兴趣度方法,并且提出了置信度的一个性质,描述了含正负项目的频繁项集挖掘关联规则的算法,并对矛盾关联规则进行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是有效和可行的。     

从复杂系统建模角度研究信息经济测度

信息经济系统属于复杂系统,对其进行测算、分析和评估的测度体系也有其复杂性。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分析方法就是测度信息经济的有效的系统建模方法。实践中,自组织数据挖掘及其核心技术数据分组处理方法,能有效地对信息经济进行测度。它从初始模型出发,按一定法则经不断的筛选,使中间模型的复杂度不断增加,直至得到最优复杂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