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与价值冲突--近年来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评析

制度变革与核心价值的冲突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其制度变革与连续性、中立性、功绩性、对公众责任等核心价值的冲突 ,认为这一冲突本质上是韦伯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两种范式的冲突。在坚持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价值不能被市场价值所替代这一原则下 ,认为两种范式的冲突将由现在的“冲突中并行”向“互补合流”发展 ,而不是“替代”。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功绩主义原则及人事制度创新

在西方,从公务员制度到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完全不同于传统价值的新型管理理念和方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进公务员制度核心价值的功绩主义原则及其实现形式。在中国,政府人事管理改革正面临着两难困境,通过对功绩主义原则及其变迁的分析,启示我们解决问题的根本性途径,在于我国政府人事管理改革上的创新。     

浅探公务员激励均衡点演进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务员是国家雇员,受政府机关雇佣行使公共权力并提供公共产品。激励公务员努力工作是政府人事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采取的措施一方面要有效刺激公务员努力工作,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实现社会净收益的最大化。基于公务员近似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研究,政府人事部门采取激励措施应使公务员边际成本接近边际收益,此时达到了激励均衡点所对应均衡状态,即社会效益与公务员自身价值统一。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理论及其特殊性

当今,如何有效处理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之间的伦理冲突问题,已经引起行政学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层面的普遍关注。基于生态型责任政府的建构理论,对公务员道义责任和岗位责任进行全新定位和思考,将它们纳入一个严谨的契约体系当中,主张通过道德契约、政治契约、行政契约这三重契约重重规制,实现公务员道义责任与岗位责任的有效整合,最终保证公务员责任的锁定与追究。对生态型责任政府的行政契约进行概念厘定与解读,强调生态型责任政府中的行政契约是以公务员岗位生态责任的有效追究与落实为使命;梳理了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的契约外包制、中国公务员聘任制;指出生态型责任政府中行政契约与新公共管理中的行政契约、中国公务员聘任制中的行政契约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它是保证政府生态责任得以落实的最终层面与环节。     

中国政府雇员制的理性审度及优化路径探析——以我国政府雇员从“市场人”向“公共人”的转变为视角

应当从宏观的制度适应性及扩展性、中观的体制融合及身份转换、微观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和机制完善等三个方面对政府雇员制进行科学、辩证的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我国的政府改革及管理现实当中,充分实现其积极效应。合理认识政府雇员制的适应性,并审慎加以扩展;促进政府雇员制与公务员制度的融合,以政府雇员从“市场人”向“公共人”的转变为契机,放大政府雇员制的积极效应,发挥其对公共人事体制改革的助力作用;完善政府雇员制若干具体环节。     

经济法视野下的“毒奶粉”事件之思考——兼再论“转轨经济法学”等类似观点不可取

"毒奶粉"事件实际上是中国特定国情下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经济法价值理念急需转型,避免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经济法价值理念及其具体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仅仅满足于克服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功能,更要满足于前瞻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以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的出现,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转型的经济法价值理念,构建和完善市场规制制度和宏观调控制度,以解决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合理设计政府权力,解决权力对谁负责的问题;完善官员问责制的法治化等.通过制度性障碍的思考,以此从根源上遏制或减少诸如"毒奶粉"事件等问题的发生.     

中外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社会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正在进行体制现代化的变革。公务员制度的法治化是政治体制现代化变革的重要环节，是依法行政的关键，是中国法治的核心。将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公务员制度与我国公务员制度从历史文化传统、制度立法、考评制度、培训机制、福利待遇等多重视角，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公务员制度，有助于推进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进程，对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近现代西方国家公务员录用原则的几个问题

考试任职是近现代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最基本的特征 ,其目的是吸收最优秀的人才 ,保障行政工作的效率。但是 ,在这一最基本特征之下 ,还存在着几项公务员录用原则上的差别与矛盾。它们的存在与发展直接影响着近现代西方国家人事制度的变革进程。一、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对近现代西方国家来说 ,从 1 9世纪中期伊始建立的公务员制度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恩赐制和政党分肥制下任人唯亲的弊端。公务员制度的主要特征是考试任职 ,其基本原则之一也是考试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已经注意到 :公务员制度是一项体系完整的任职制度 ,但是它只适用于希望进…     

论政府制度正义

政府制度有其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正义"。政府制度正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政府制度的正义性,强调政府制度本身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具有正义的根据;二是指政府正义理念的制度化,强调政府正义的理念与要求应当具体化为政府制度。政府制度正义,需要具有正义感的每个公务员来共同维持,因此,实现政府制度正义离不开公务员个人正义。     

我国公务员行为道德规范体系的分析与构想

构成公务员行为规范道德基础的是应用伦理学,公务员行为规范的伦理价值目标是服务人民、忠于国家和宪法、诚实守信。公务员行为道德规范的制度建设应该包括: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公务交往规范及接受馈赠的限制;设立行政道德委员会,以保证公务员伦理规范的实施。     

浅析公务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向现代国家迈进,必须要倚重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对公务员内涵的界定,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手中“握有”公权力,即“依法履行公职”。国外对于公务员范围的划分虽然方法不同,但适用公务员法的人员范围大致相同,即行政系统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公职人员,这部分人是公务员的主要范畴,也是公务员法的适用范围。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公务员制度的缺陷与重构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服务型政府是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公务员制度,培养积极主动和精明能干的公务员队伍.中国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中国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服务型政府变革,必须重构公务员制度,建设以职业化体系为核心的公务员制度.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路径--全面解读《公务员法》

《公务员法》是我国首部公务员人事管理的综合法律。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公务员法》,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路径实现了一个较大的飞跃。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相比, 《公务员法》出现了许多新内容,新内容既包括概念的新内涵和首次纳入法律范畴的新规定,也包括对原条款进行调整的部分。     

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法制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面临着来自新的复杂环境和新的工作要求所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近几年，公务员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突出，弄虚作假、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民生与安定，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而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法制化，利用法与道德的相互关系，通过国家强制力与配套机构来保障法律实施，对于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会是成效显著而意义非凡的。     

英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实践及其启示

英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内容、程序和标准经过多次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公务员绩效评估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借鉴英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实践经验予以改进。     

"法官文官化"质疑

<公务员法>的颁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存在着公务员泛化问题.立法上难以克服的"法官文官化"即是其中之一.由于司法与行政的巨大差异,"法官文官化"会加剧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吞噬,摧残司法独立,进而对法治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鉴于法官和行政工作人员的不同性质,时它们也不能实行同样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浅论公务员的拒绝执行权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公务员对上级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具有拒绝执行的权利,这无疑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征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在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明显违法＂、行使程序及该权利的保护和救济作出认真分析,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中西比较视域下引咎辞职本土化及实现

构建责任政府和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成为“引咎辞职”的法理基石。根植于西方公务员的“引咎辞职”，对于我国来说是个“舶来品”。通过行为动力、责任承担方式、接受程度、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中西比较发现，西方国家“引咎辞职”长期以来都是依据“价值理性”状态在运作的，为了实现“引咎辞职”本土化，以便适应中国的国情，从而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互动，可以从：“引咎辞职”程序化、完善绩效考评制度、正确定位官员责任、加强培养责任意识、完善追踪保障制度等角度出发加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