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责任——康德和"五四"思想家的启蒙观

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常常导向对理性和启蒙的批判,认为启蒙运动就是理性运动。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康德的启蒙概念不仅与理性、而且与责任有关,既指理性的启蒙,又指责任的启蒙。启蒙理性是负责任的理性。康德和“五四”思想家分别代表了两种启蒙观,即形式性的启蒙观和实质性的启蒙观,前者注重理性的负责任地运用,后者注重理性运用的责任目的,即为民族国家负责。在现代中国,实质性的启蒙观念与救亡观念具有某种共生性,责任是连接启蒙与救亡的中介。进入21世纪,中国的现代性任务已经从救国救亡向富国强民转移,与此相应,当代启蒙事业的方向也应该发生转换从实质性启蒙转向形式性启蒙。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启蒙与人权问题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争论的热点,而“救亡压倒启蒙”这一命题更是风行海内外。另外,既然谈到启蒙,就不免关系到启蒙思想运动中重要的内容——人权问题,所以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权问题,它们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什么关系,都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作出科学的回答。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鲁迅“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

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文论是在救亡的逼迫下产生的,它既承担着立人的目标,又肩负起救亡的政治任务,由此形成启蒙文论的政治纠结,表现为:文学功能的纠结、创作主体的纠结、革命文学评价上的纠结,难免启蒙路线与政治担当的两难抉择,不能完整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与超越性.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李新宇在《学术月刊》1999年第 10期撰文指出 ,自 80年代中期以来 ,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 ,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 ,“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 ,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事实上 ,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 ,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存在着三种核心意识 :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三种意识分别产生了三个中心主题 :启蒙、救亡和翻身。三个主题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 ,…     

论近代启蒙思潮对纲常名教的批判

中国近代，西方列强的枪炮震醒了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千年梦境，一大批有良知、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启蒙与救亡的使命感召唤之下，积极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激烈的批判。纲常名教典型地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野蛮成分。它以哲学上的“天下”观念为根据，以封建专制政治为载体和现实保障，成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极大障碍。启蒙学者对它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一、以西学的国家观念批判传统的“天下”观念中国儒者往往以平天下治天下作为自己的理想和使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董仲舒的《春秋繁…     

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精神在中国启蒙运动进程中的遗忘与回归

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系。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的救亡价值被充分实现而启蒙价值被贬抑;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改造的思想径路。在第二次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成为批判自身的工具,即以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下的马克思主义被消解了对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应有的批判能力。马克思主义应回归永恒的批判精神。     

“五四”以来中国乡土小说主题的变更

乡土小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这百年的乡土小说可以说是这百年中国政治文化的生动纪录.从"五四"时期的批判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救亡,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的歌颂新时代,再到新时期以来诗意的回归,随着时代中心话题的变化,乡土小说也经历了多个主题的变更.     

拒绝天城的启蒙之路——论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

1922年在中国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一次非基运动促使中国知识界进一步形成排斥英美文化而亲近苏俄文化的心理特点;其次,这次非基运动也使得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忽略了英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中是包含有宗教人道主义这一脉络的;第三,中国的非基督教思想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宗教批判是存在着差异的,它更多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救亡这条线索上展开的内容,在这条线索上论及非基督教运动对五四启蒙思潮发展的影响,我们应当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作家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书写。     

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

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罗蒂,试图清除西方启蒙理性形而上学的地基,在当代为西方启蒙政治理想替换更加实用的新地基,以阻止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启蒙政治理想根基及整体的动摇,尤其是要重点阻止“马克思的幽灵”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强力批判,进而实现其希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并因此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批判发生理论碰撞.罗蒂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也有所认同,其有限肯定主要是体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中.但其有限肯定是为了根本否定.从根本上说,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与马克思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是异质性的,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也是相悖的.     

中国现代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题的影响，国内学人多以“双重变奏”的框架谈论现代文学。然而，“双重变奏”并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更难以清楚地揭示文学思潮矛盾运动的复杂状态。由于对重大主题的漠视或回避，双重变奏论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上认识的混乱。因此，要回顾和总结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主题更为复杂的结构。事实上，历史留下的印迹非常清楚：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而是由启蒙、救亡和翻身构成的三重变奏。由于历史的境遇，中国现代文学同时并…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后理性政治:后现代政治哲学视野中的理性

作为多元化文化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从总体而言 ,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消解和批判意识 ,是对现代主义启蒙理性的解构试验。这一特征同样鲜明地贯穿于后现代政治哲学中 ,“后理性政治”首先是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态度 ,它既对以往启蒙理性政治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 ,但又绝不苟同于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而是通过对政治理性的后现代主义界定来重建新理性主义政治学的某种“努力”和“企图”。对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 ,肇始于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 19世纪初 ,当德国的文化及其各分支如哲学、文学 (诗歌、散文、小说 )、艺术(如音乐、戏剧…     

大转型时代美术性质和功能的诠释——刘海粟美育革命思想述论

尽管刘海粟的美学思想有其不足,但其始终围绕人这个中心而站在美术的超越性立场来伸张自由个性和创造性,这是五四运动和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维度。在中国现代美术革命中,这也是一种深入与持久的历史趋势。在救亡压倒启蒙这个总体革命势态中,他发挥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站在启蒙立场上,形成了以纯粹美术为美术革命的方向、以生命表现为美术的本质、以美术为社会进步的杠杆以及中国美术革命具有文艺复兴的启蒙性质的美育革命思想。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反思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探索新时代的价值目标--读《启蒙的价值目标与人类解放》

“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分别是西方近代启蒙和马克思的价值目标。这两大价值目标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启蒙思想用“个体主义”价值取代中世纪基督教价值 ,使得资本主义在短暂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人类此前数千年都无法比拟的巨大进步 ,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通过批判资本主义 ,倡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极大地塑造了人类现代社会。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个体主义”与“人类解放”两大价值目标自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以来 ,推动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 ,指引着中国在二十世纪中叶取得国家民族的独立和…     

从“真正的民主制”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人的解放方案的逻辑进路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核心主题。“真正的民主制”作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反思现代国家的缺陷，以实现“人的解放”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实际上尚未脱离“政治解放”的理论语境。以“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批判帮助马克思厘清了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逻辑关系，明确了“当代的普遍问题”才是理解“真正的人的解放”的钥匙，并由此促使马克思转向了市民社会批判。在对市民社会的解剖中，马克思历经了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人的解放”方案的实践探索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最终实现了对旧的“民主制”解放方案的彻底超越，形成了一个建构性的解放方案——“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