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

对于近代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多从两个面向展开,即关注其在福音传播上的辅助性效应和医疗技术上的示范性影响。不过,这两种面向所彰显的都只是教会医疗事业的工具性意义。实际上,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审视教会医疗事业设立之进程及其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关联性,可以为人们认识教会医疗事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近代,英国长老会在广东潮汕地区先后建立多家医院,迅速构建起强有力的医疗福音网络。对于当地信众来说,教会医院作为一种核心纽带为其提供了超越村际界限的新型交往样式,借助复杂的地缘与亲缘关系,采用群体或亲族皈依的方式,他们建立起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基督教社区,在教会体制内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     

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考察

1940至194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利用成都基督教学校暑假空隙,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民众开展教育、生计、公共卫生服务,并进行基督教福音传播。学生边疆暑期服务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具体实践,使边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从传统走向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认识理解教会大学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妇女的自觉

在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中，西方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所从事的一些活动，包括创办女校、提倡天足、主张婚姻自由、教会妇女识字读经、传播西医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扩大教会势力，但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妇女的觉醒。     

浅析基督教对辽宁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

近代以来,基督教会在辽宁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对近代辽宁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辽宁教育事业的进步和辽宁社会的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教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

教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公羽山东大学陶飞亚、刘天路两位学者的专著《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近日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通读全书，获益良多，在教会史研究领域，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突破意义的力作。以往的教会史研究，受传统史学...     

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

20世纪前期, 华南地区基督教势力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但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 使基督教会认识到, 必须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 建立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本色教会, 以适应社会演变, 求得新的发展。华南地区基督教会通过推进合一运动、建立“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大会”、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进一步改组、各传教机构向中国教会移交各种事业等等过程, 展开本色化运动,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在华活动述论

哈巴安德是鸦片战争后较早来到中国的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是该差会在粤传教活动的开创者。在华期间,他主要在澳门、广州等地活动,时间长达47年,兴办了诸如神学日校、普通男女中小学、格致书院这样的早期高等教会院校,参与近世教育革新,并积极开展华南地区的医疗事业,出版和发行反映中国现状的论著,反对鸦片贸易,让西方进一步了解中国。哈巴安德是当时对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西方人士,他把西方现代教育、医学、天文、宗教等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督教传播与中国科学的关联和影响

基督教在华传播与科学技术的关联是中华基督教史的特点。本文以此为认识轴线,将基督教在华传播分为唐元、明末清初、近代中国三个时期,以科学和宗教结合为视角,探述不同时期传教士在华科学活动的特点及对基督教传播、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     

近代武汉教会书院述论

近代武汉地区的教会书院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所创办,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和慈善性质。在办学过程中,教会书院率先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入内地,在女子教育、体育教学、师资培训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并且十分注重英语教学。因此,它们虽用书院之名,却是移植到内地的新式学校,在新旧教育制度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样板作用,武汉的近代教育是从教会书院起步的。     

论非基督教心思潮与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

1922年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反省思考中国基督教教会的现实与出路,直接促成了教会关于教会本色化运动,1922年5月基督教全国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国本色的教会的构想。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教会人士在中国基督教会的困境、何为本色化、如何做到本色化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本色化的讨论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使教会的本色化运动逐渐走上正轨,使中国教会强化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

教会大学作为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外教育交流的载体,在中国大陆存在了70多年。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重要时期。70多年间,教会大学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培养了一批人才,促进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在传统封建教育衰败、瓦解直至被废除的历史过程中,教会大学所起的作用,总的来看,是加速而不是延缓了这个过程。对于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发展而言,教会大学以多种方式为推进这个过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迅速发展原因之分析

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医务传教"的传统得以弘扬以外,还有诸多原因.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及其对外扩张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鸦片战争及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16-19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相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已具备了明显的优势;那些非传教士西人在中国的医药活动,也给传教士医药事业提供了典范;此外当时中国的战乱、瘟疫等灾难频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医药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本色化运动评析

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是中华基督教会16个教会之一,成立于1927年,其发展可谓举步维艰,曾经遭遇了不少挫折,但追步摆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在本色教会运动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研究其发展历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捐资兴学产生的历史动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捐资兴学是近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本文拟从传统伦理道德影响、政府教育政策的扶持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进而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脉络。     

基督教与近代运河流经省份习俗变迁

近代时期,来自西方的洋迷信基督教与运河流经省份以风水、祈雨、演戏为代表的土迷信,以及祭孔活动和传统的妇女观念发生激烈冲突,使运河流经省份的传统习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动摇瓦解,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教会还大力发展教徒,创办学校,从事慈善事业,从而使本地区出现了一个与传统习俗尖锐对立、奉行基督教习俗的群体。此外,教会还带来西方健康文明的新习俗。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近代运河流经省份的习俗变迁。     

略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社会慈善救济事业——以《大公报》1917年大水灾报道为中心

在近代活跃异常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积极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无论日常的医疗、助学救济,还是灾年的急赈、工赈,都展示了强烈的服务社会意愿。其慈善救济活动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更新传统救济理念,将教养兼施、以工代赈等慈善理念传入中国;二是注重对灾民进行教育、卫生、安全、管理等善后工作;三是以"爱人"、"救世"思想指引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动员社会精英与社会分享财富、造福社会。     

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传教活动的若干特点及影响

1870年,监理会在苏州开创了教会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是成功的。这些年的成功归因于监理会亲和地方社会,由此赢得苏州社会各阶层的好感,也得到包括两江总首刘坤一、江苏巡抚恩寿、江苏巡抚鹿传麟等在内的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归因于提高“自养”水平,努力不依赖母会的拨款;归因于“本色化”努力,传教之初就提出教会在华的领导权迟早得移交给华人。监理会的这些活动产生了有利于传教的影响。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活动对中国基督教区域传教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