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

2006年至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保持在0.4-0.6区间,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后劲乏力。相关面板数据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表明:在消费视角下,全国层面和中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现金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影响为正向,对中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地区人均GDP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正向,普通高中在校人数对全国层面和各大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为负向。建议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新型城镇化推进方略。     

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1978-2011年政府民生支出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农村居民消费,但不同地区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接下来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基础,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民生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政策效果差异的原因进行了相应解释,研究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中国农村居民表现出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即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中西部地区的负向影响显著大于东部。     

区域异质性:财政支农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泰尔指数和区域面板的经验数据分析

基于2007—2016年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区域面板数据,应用泰尔指数测度财政支农的区域异质性,借助凯恩斯消费函数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自2007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呈现缩小趋势,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区域异质性程度与农村居民消费在东、中部地区呈正相关,在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财政支农支出的区域异质性在各区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一致,对东部地区影响要高于中部地区,对西部主要呈现抑制作用;而东、中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强,西部地区自主消费能力较弱。同时,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也逐渐趋于相近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略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区域间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研究

文章运用Campbell和Mankiw消费过度敏感性模型,选择1985~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和生活消费支出的资料构建了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并进行相应的解释。结果表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其过度敏感性系数分别为0.699 5、0.439 6和0.492 1。其次,实际利率与三大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成负相关,利率的替代效用大于收入效应,但是估计得到的数值很小。这一结果进一步解释了中央政府在1996~2002年多次降息的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甚微的事实。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购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并通过门槛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到以下结论：（1）人均商品房销售额的提高可有效提升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从区域异质性分析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影响的显著性不同，说明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关。（3）从门槛模型来看，人均商品房销售额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总体上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影响程度有所差异。根据以上研究，本文从定期分析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多举措减轻居民购房负担和完善住房供应结构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研究

从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发,设定区域人均GDP收敛模型和能源消费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以及中部、西部和东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但在能源消费强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区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存在GDP的绝对收敛;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发散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则是收敛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能源禀赋和传统工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碳排放量依然较大的地区,要采用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相关技术和发展相关产业,减少碳排放以争取尽快实现碳中和。     

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

土地征收势必会导致农户生活消费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是土地被征农户维持并改善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基于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土地征收对农户生活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支出和健康支出）的影响。研究显示：土地征收显著提升了农户生活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且农户户主特征、健康与保障状况也对生活消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显著影响;土地征收使得农民家庭的生活消费上升幅度为19.0%～22.2%;土地征收使得农户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支出分别提高了9.6%～15.5%和20.6%～20.9%;并且,东部地区农户相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生活消费支出更高、教育和健康投资力度更大。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土地征收制度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家庭差异,进一步引导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帮助不同地区农户实现生活平稳过渡,提升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     

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调研数据的微观分析

本文以生命周期假说的扩展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利用农户调研的微观数据,检验了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型养老保险农户家庭消费更多,农户家庭规模显著影响消费支出,但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偏低.要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以增强农村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社会保障支出的多维减贫效应及作用机制——基于家庭消费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多维贫困,家庭消费结构在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据此,应进一步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以提高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精准识别农户多维贫困以准确把握农户贫困状况,调整优化农户消费习惯以优化农户家庭消费结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政策目标。     

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经验研究——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经济计量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后的第8年,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达到最大,对其波动的贡献份额也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冲击对财政支农支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10年的影响最大,对财政支农支出波动的贡献较小.     

西部地区农业投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基于1978—2008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利用凯恩斯收入决定模型和消费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农业投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农业投资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效果过低,未能达到刺激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疏通西部地区农业投资渠道,增强三农信息传播广度与深度,改革农业行政机构,降低农林水利事业费投入比重。     

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

文章选取2003-2021年我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距估计法（SYS-GMM）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动态效应。文章的主要结论为：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135,表明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看,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消费效应最为明显,中部、东部地区次之。此外,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而城镇化并未提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此建议完善农村地区现有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普惠金融的监督管理。     

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弹性研究

利用1985—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二次型几乎理想需求系统 QUAIDS 方法模拟中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系统,估算和比较了东中西三地区在各个时期的粮食、食用油、肉类、蛋类、水产品和蔬菜6种食物的消费支出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研究结果表明,粮食、食用油和蛋类的消费支出弹性和需求自价格弹性都为缺乏弹性,消费需求受收入和价格的影响很小;肉类、水产品和蔬菜的消费支出弹性为富有弹性,即农村居民对肉类、水产品和蔬菜的消费需求受到收入的制约.另外,价格也是影响这些食物的消费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水产品和蔬菜的消费需求对价格变化较为敏感.从区域来看,西部地区的粮食和水产品消费支出弹性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而其它食物消费支出弹性的地区差异较小.促进农民增收和稳定食物价格,特别是稳定粮食价格,仍然是保障居民食物消费和营养摄入的最重要措施     

基于区域差异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该文选用1978—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该阶段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作用程度上,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基本建设支出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明显,但是对中、西部地区较为明显;科教文卫支出对东部地区较为明显,中部地区不明显,西部地区负相关;社会保障支出对东部地区负相关,对中、西部地区不明显。因此,还需要从财政支出结构上加以调整。     

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与土地流转

基于CFPS2014和CFPS2016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呈现正向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向相关关系;村庄人口老龄化与土地转出不存在相关关系,但与土地转入呈现正向相关关系。2)养老保障与土地转出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土地转入呈现负相关关系。3)家庭人口老龄化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流转影响基本显著;村庄人口老龄化主要对东部地区的土地流转产生显著影响;养老保障主要影响东西部地区的土地转出,对中部地区的土地转入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养老保障水平,积极引导老龄农户退出农业生产,对提高土地流转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居民乳品消费影响因素区域差异分析——基于东中西部地区2002-2011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2002—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影响因素的地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消费习惯、乳制品价格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均有显著的影响,且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城镇化水平仅对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显著的影响;肉禽价格对各地区城镇居民的乳制品消费没有影响,而蛋价格的上涨会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年龄在14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影响,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对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有影响;资源禀赋对各地区城镇居民乳制品消费影响不显著。     

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棘轮效应＂显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财富、社会保障支出对当期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当期消费具有负向影响。     

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量分析

采用1978～2007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期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成正比;前期消费支出过高会使当期消费支出减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农民消费支出成正比,但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只是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金额,并不增加消费品数量。因此提高福建省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应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自2011年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证据

以2011年在上海和重庆两地推行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CFPS家庭微观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分析了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和具体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总体上看,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对重庆城镇家庭和有且仅有一套房家庭的消费支出尤其明显。房产税改革试点政策的收入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和负向财富效应是其影响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作用渠道,通过降低城镇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及减少住房资产价值,进而挤出其家庭消费支出。研究结论对于未来房产税的推广和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