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户生计变化分析——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地农户的调查,从农户的收入来源和水平、生活消费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闲暇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等方面考察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生计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方向。研究表明: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农业收入相应减少,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征地并不一定会减少农户总收入;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的收入来源发生了较大变化,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增加,生产投入略有增加,用于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增加。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是解决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关键。     

“廉价的高品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中的家庭禀赋与接近效应

基于CGSS 2015中的全国农户生活能源使用状况数据,本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其实际的能源支出却低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其他农户,出现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务农而言,外出务工对农户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占比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与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正相关;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比率越低,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农户在清洁能源的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并提升其消费比例。     

外出务工汇款对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支出的影响

以新迁移经济学相关理论假设为基础,改进了贫困农户的家庭支出模型,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山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了汇款对农户支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农户的支出系统中,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同时受到汇款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健康和教育支出受到汇款的间接影响;汇款在食物消费和生产性投资上表现出来的直接影响大于间接影响,且作用方向相反;汇款作为现金收入更多的被用在食物消费而不是生产投资,但随着收入的增多,农户用于消费的支出比例相对减少,而用于生产投资的支出比例才逐渐增加。结论也对相关政策的分析和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     

太谷县禅坊村农户消费状况调查分析

太谷县禅坊村作为山西省的一个农村固定观察点,从2012年起,对该村农户的收支情况进行了入户调查。根据2012年回收的56本有效账本进行了整理,重点对禅坊村农户收支情况和消费结构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调查发现禅坊村居民消费从收支情况分析来看,支出结构以生产支出和生活支出为主;从消费结构的分析来看,农村居民仍以物质消费为主,精神生活消费有待进一步提高;从物质生活支出内部结构的分析来看,衣食的消费在农村居民物质生活支出中占很高的比例。最后针对禅坊村居民消费特点提出提升居民消费潜能的几点措施,如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农民消费全面提升;完善政府职能,提升农民消费信心;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拓宽农民消费领域和层次。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本、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研究

综合运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主成分分析法等现代化定量分析方法,对我国1995-2011年农民人力资本、农业现代化和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提升,并对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财政支农支出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短期内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抑制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过低,与农业现代化对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需求相矛盾,且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微小差异经时间的放大效应,将会造成农户收入水平的较大差异,而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当期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息化对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来自陕西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调查样本,首先通过建构农户生计资本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信息熵法测算了指标体系权重系数及五种生计资本综合评价得分,发现集中连片区特困区农户生计现状整体较差,生计脆弱性高。其次通过构建考虑农户生计资本内生性特征的结构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发现,信息化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家庭信息化能够显著推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改善;农村社区信息化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则有显著的负向贡献。最后,提出通过同步推进家庭和村级社区两个层次的信息化,特别是提升农户现代信息技术设备应用能力,可以成为新阶段集中连片特困区实施信息化精准扶贫的重要切入点。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 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家乡县 城为空间场域的就业和城镇化实践的经验调研,从农民家庭生计转型及其分化视角,立足农 民家庭及其主体能动性,考察农民县域城镇化实践对家庭生计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为离农户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空间,促进了城镇化目标的完成;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没 有为“半工半耕”农户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进城农民就业和家庭消费负 担,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纯农户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促进其 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及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也增加了家庭经济的消费负担.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发展应立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原则,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 展,改善农民生计质量.     

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老龄化背景下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构建家庭养老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关系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农户家庭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养老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养老对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负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农户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要大于东部及西部地区;家庭养老对衣着、居住、生活用品、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支出有负向影响,对食品、医疗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消费支出类别影响大,而对东部、西部地区的影响小。     

精准扶贫对提升农户生计的效果评价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生计资本、生计能力、生计环境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一手资料,分析了农户生计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成效。结果发现:精准扶贫在改善村域社会环境和提升农户生活能力方面成效显著,但是扶贫的整体成效不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农业自然灾害严重、农户生计资本增加不够、农户生产能力提高缓慢以及农户发展能力提升不足四个方面。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激活村级产业经济发展活力、加大农业基础建设力度、建立农户生计资本政策服务体系、提升农户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加强政策执行中监督考核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减贫优化对策。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量分析

采用1978～2007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前期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数据,运用OLS方法对影响福建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成正比;前期消费支出过高会使当期消费支出减少;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农民消费支出成正比,但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提高只是增加农民消费支出金额,并不增加消费品数量。因此提高福建省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应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     

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储蓄市场参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云南农村地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9—2014年云南农村地区抽样调查数据,采用面板Logit和Tobit模型对农户信贷、储蓄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信贷市场的参与率逐年上升,储蓄市场参与率逐年下降;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负担、家庭支出、固定资产支出正向显著影响信贷参与及规模,农户的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税费支出、贷款利率的影响不显著;非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及支出、固定资产支出、CPI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参与及规模;对比信贷、储蓄市场参与发现非劳动负担、农户固定资产支出逐渐成为农村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学龄化,农户的基础建设应该受到农村金融市场的重点关注。     

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易地搬迁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影响因素研究——来自宁夏A村和B村的实地调查

易地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搬迁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强弱则是这一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移民家庭户主的健康程度、职业技能、家庭经营方式、家庭负债、家庭收入来源渠道及彩礼支出等因素对宁夏易地搬迁农户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加强投入力度、提升卫生服务能力、创新社区养老模式、倡导文明消费观等对策可以提高民族地区易地搬迁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激励框架下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动力分析

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的投资动力不仅影响孩子未来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关系未来农村社会人力资本状况。城乡和地区差距、农户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能力弱、农村孩子未来人力资本回报不确定等因素影响农户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与收益,降低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笔者认为,提高农户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效价与期望值能有效激励农村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动力。     

失地农民家庭收支状况及对策建议

基于实地调查数据,详细地描述了失地农民家庭各种具体的收入和支出状况。调查表明,失地农民家庭的收入状况不容乐观、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收支结构不尽合理,政府应该千方百计帮助失地农民家庭增加收入并引导其合理消费,防止其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边缘化＂,促使其生计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