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游纪梦诗中的爱国诗作

古代诗人作诗之多,少有超过陆放翁者;古代诗人所作纪梦诗之多,亦少有超过陆放翁者。清人赵翼曾在他的《瓯北诗话》卷六里说:“即如纪梦诗,核计全集,共九十九首。”其实,陆游的纪梦诗远远不止此数,光他全集题目中标明纪梦的诗就有一百二十余首,真可谓洋洋大观了。     

读黄培芳《香石诗话》

《香石诗话》二卷,是清季广东诗人黄培芳的一部论诗杂记。黄氏推崇《诗径》,主张作诗以真为主,贵于独创,在评说某些诗人和文学现象方面,观点颇为中肯,是清代广东诗话中较好的一种。     

《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     

清代滇人学者朱庭珍的《筱园诗话》及诗法主张

诗法是中国古典诗学主要探讨的一个核心命题,但历代诗话对诗法加以系统探讨和关注的论著并不多见,且谈法都显得比较琐碎、零散.古典诗学中对诗法主要持"死法"与"活法"之说,"死法"不可取,"活法"之说又大多语焉不详.<筱园诗话>对诗法持"有定法"与"无定法"有机结合的辩证观,对诗歌创作之技巧与法则作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是中国古典诗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诗歌创作之谈.     

朱庭珍《筱园诗话》之"诗法"说

"诗法"理论,是中国古代诗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莜园诗话>诗法理论大致可分为诗法"辩证观"、诗法"主体论"、诗法"自然论"等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对<筱园诗话>之"诗法"理论有较清晰的认识.     

乌台诗案纵横谈(续)

《乌台诗案》一名《乌台诗话》(见《眉山诗案广证》卷 2 ) ,却有悖于“论诗及事”或“论诗及辞”的“诗话”传统。但换一种眼光来看 ,诗案中有时涉及作诗本事 ,有时供出诗作或某些诗句的用意 ,则“论诗及事”、“及辞”还是时或有之 ,只不过作者多半迫于外力言不由衷罢了。因此 ,《乌台诗案》实在是一种“变形”的诗话。关于诗案供状迫于外力言不由衷 ,前文已有所触及 ,这里再举几个例子 ,以见其荒唐可笑。《和李清臣韵》云 :“羞为毛遂囊中颖 ,未许朱云地下游。”前句姑置不论 ,后句用了一个典故 :“朱云 ,汉成帝时乞斩张禹 ,汉成帝欲诛之 …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馆下谈诗"探析

宋代诗话在存抄或传抄的过程中 ,往往产生由文字的歧异而衍生意义上出入的情况 ,并因而使常须悟读的精简文本论述重心异化。如《临汉隐居诗话》中“馆下谈诗”一则 ,便由文本转录的差异而分别带出韩愈诗评、论者诗观、以文为诗、诗味、宋代诗学原则及宋诗话诠释等问题 ;其中韩愈诗是否“押韵之文”的问题更是后世以文为诗诗学观念的滥觞 ,本篇试图由这则诗话的出处作一共时性的探讨 ,提出它与当时几种流传版本的差别 ,由不同文本所呈现的意义结构的变异 ,与宋代诗学发展的关系 ,及这则诗话在宋代诗学史上的深层意义。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声、像、动”全方位组合：台湾新兴的超文本网络诗歌

蓬勃发展的网络诗歌，出现了一种鲜为人知、特别倚重技术编程语言的新兴诗歌——超文本诗歌（在台湾称为“数位诗”）。主要以台湾前卫实验为例，讨论其中四种：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互动诗。既肯定诗歌这一“新空间美学的表达方式”，其“声、像、动”全方位组合的质素对新诗多元发展带来新形式的冲击与鼓舞，也对可能来临的数字化诗歌——技术完全进驻诗歌——表示一定的担忧。     

“诗中有乐”散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突出审美特征之一就是“诗中有乐”，本文主要就诗歌自身的音韵结构规律、诗歌与音乐之相互借鉴融通关系以及审美情趣的殊途同归方面进行了讨论，这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蕴含别样艺术的艺术审美特质，彰显艺术的多元审美优势。     

“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

无论是译诗还是论诗，王佐良均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现代敏感与语言才能，他并非一个纯粹的追究义理、考究辞章的学者。事实上，王佐良的语言才能与现代敏感正来自其诗人特性，通现西南联大校园诗歌实践，审察现代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转型，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联大校园诗歌对于新的抒情道路的探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     

当代诗的"传统"

当代诗的成长历程,可以说是拒绝"传统"的历程。"外国"、"西方"已经对当代诗人的文化记忆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强烈暗示。这种暗示已经超出了写作本身,而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诗歌的一种"传统",像血一样,与当代诗歌化在了一起。     

陶渊明的“游心”和“游心诗”

陶渊明用“游心”的方式对现实世界、死亡世界、大同世界作出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记录他“游心”经历的“游心诗”具有鲜明的想象特质和理性思辨色彩,是诗人哲理世界的诗性呈现,也是诗人对社会人生的痛苦思索和试图超越的产物。     

谈莱辛的“诗画异质”与中国的“诗画一律”

德国莱辛的"诗画异质"理论曾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打破了在其之前占统治地位的"诗画一致"说,推动了欧洲文学艺术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但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有着一以贯之的"诗画一律"思想。东西方这种艺术观念的差异不仅仅是因研究对象的不同所导致的文学艺术表层的差异,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异质所形成的逻辑推演、语言文字、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差别才是导致艺术不同特质的根本原因。     

从"新学之诗"到"新派诗"——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过程

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发生,并非一蹴而就。实际上,早在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这一口号之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进行着"诗界革命"的实践,而正是这些诗人或失败或成功的诗歌创作,促发了梁启超"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理论体系的思考,其后又经由"专栏诗作"的进一步实践,最终确立了"诗界革命"的发展方向,并带来了近代"新派诗"的创作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