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 ——"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之二(上)

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中国古代文学所载之"道"与礼"义"同。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始于孔子修《春秋》。自春秋时起礼之义先后以经史和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历经坎坷而又矢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修《春秋》的文以载道精神,创造出深受民众欢迎并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典范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出现"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历史新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解决当代新媒体文学市场化庸俗化泡沫化倾向意义重大。     

"道"的文学与文学的"道" ——"礼失求诸野"与中国文学载道传统之二(下)

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个人抒情言志,还是对群体社会关怀,其优秀之作都是"载道""弘道"之作。中国古代文学所载之"道"与礼"义"同。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始于孔子修《春秋》。自春秋时起礼之义先后以经史和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历经坎坷而又矢志于道的知识分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修《春秋》的文以载道精神,创造出深受民众欢迎并对民众产生深远影响的小说典范作品。中国古代文化出现"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历史新趋势。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对解决当代新媒体文学市场化庸俗化泡沫化倾向意义重大。     

灞陵文学与灞陵道文学空间研究

汉唐时期,灞陵地区邻近京城,是出入长安的必经之地.自汉代时期开始就已出现吟咏这一地区的文学作品,经过魏晋六朝的积累与发展,唐代时期,灞陵地区成为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与人文色彩的文学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灞陵道文学空间代表了灞陵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唐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的一道特殊景观.宋代时期,灞陵与灞陵道增加了特殊的含义,灞陵文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与发展.随着政治与文学地理中心的南移,南宋以后灞陵逐渐淡出文人视野,相关的文学创作也趋向消歇.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试论朱熹的文学道本体论

“皆是从道中流出”是朱熹的名论命题。学界对这个命题作了很多研究,但持批评否定态度为多。此命题大有深意。把命题奠基于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哲学本体论基础上,并以命题的理论渊源和现实针对性为思想背景,予以“了解之同情”,从而展示了命题的多层次内涵意蕴。     

作为"要素"的文学与作为"活动"的文学

以文学活动中的某一要素来概括文学本质的反映论、作者中心论以及作品中心论等各有自己的理论缺憾,它们都把文学作为静止的、物态化的事物来看待。但文学的本质是一种活动,文学意义也是在文本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其生存其间的文化语境以及文本的上下文之间的不断对话中生成的。离开“活动”这一基本界定,文学的意义将无从产生。     

"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异同论

＂左翼文学＂与＂延安文学＂都是有着内在质的规定性的文学史概念,不容混淆。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文章从澄清概念出发,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着重辨析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澄清近年来一些研究存在的误区。     

文学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的来源及演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表明其理论内涵应该是带有阶级性质的思想体系,对此不能随意扩大,尤其不能与“社会意识”及“意识形式”相混淆。文学不应定义为意识形态,但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文学在阶级社会中可能具有的重要功能。     

魏晋"文学自觉"与文学场域的形成

文学产生虽然很早,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场域却是魏晋才形成的,这是"文学自觉"的深层内涵.文学场域是在整个文化场域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文学中蕴含的权力因素使统治者依靠不断走向自主性的文学去夺取文化权力,文学场域在整个文化场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论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研究的"合点"

教学研究必须注重它自身的理论建设,否则就会使教学研究走向形式化的教育学原理的应用.对于文学教学来说,要使相应的教学研究能够走向深入,必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文学)学科与文学课程的关系问题;二是文学课教学目标的建设问题;三是文学的理论学习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本质上都要涉及到文学的学科属性以及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为了很好地体现这些本质问题,就必须要建立起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研究之间的"合点".     

"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8月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本文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的基本阐释、文学批评与公共领域的建构、美学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公共性四个方面对此次会议的研讨进行了综述.     

舞蹈与文学的"通"与"异"

舞蹈与文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如创作目的、表现手法、艺术形象等,都是人们自我表达的媒体;而不同之处在于艺术表现形式上,舞蹈是肢体语言,文学是文字语言.如果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加以相互应用,将对舞蹈艺术教育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顾毓琇与"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性的文学社团 ,顾一樵 (毓 )是其成员之一。顾一樵站在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基本立场上 ,创作出大量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和写实风格的作品 ,不愧为现代新文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现实主义文学家。《芝兰与茉莉》是顾一樵“五四”时期的著名小说 ,它以第一人称叙事 ,讲述了“我”与两个女子的感情故事。小说透出强烈的反封建、争取婚姻自由的倾向 ,艺术水准相当高 ,在当时文坛引起强烈回应。四幕剧《孤鸿》批评了留学生见异思迁、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该剧就角度而言 ,在留学生文学、特别是多幕话剧的创作中堪称异数。以《荆轲》为代表的历史剧亦体现顾一樵一贯的写实特色。     

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

“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是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生成、题材与主题的取向、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取舍与变化 ,都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随着中国文学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转变 ,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了集体主义思潮的猛烈攻击 ,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和“我”也开始受到质疑 ,逐渐为“群众”和“我们”所代替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文学交往空间的建构与"新时期文学"的生成

"新时期共识"是"新时期文学"的价值核心,而1980年代在广泛的文学活动领域内形成的具有公共领域幻象的新型交往空间,则是"新时期共识"生成的基础.文学刊物、文学社团和大学是建构新的文学交往空间的主要机制化领域.虽然在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因为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新生成的文学交往空间归根结底还是"被操纵的公共领域".     

文学"传统"与"非个人化"--论艾略特的文学史观

作为新批评派鼻祖的T·S·艾略特在他最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提出了文学的"非个人化"特征,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并以此建构了他独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评价标准,对推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们在新世纪的文学史建设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启迪。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香港文学中的"沙田文学"

"沙田文学",广义系指香港中文大学师生共同创作的文学,狭义是专指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在"沙田"耕耘的余光中等五位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这五人非"会"非"帮"的结合,有共同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做基础.他们的中西学问造诣高,在学者散文方面独树一帜.这是中国自有西式大学以来少有的文学景观,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