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考异拾遗三则

高步瀛先生谓《文选》李善注"一厄于五臣之代篡,再厄于冯光震之攻摘,三厄于六臣本之窜乱,四厄于尤袤诸本之改窜。……使其精神面目皆已失真"(《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李善《文选》注引书种类繁多,所引或仅取其大意,而不拘于与原书字句相符,加之后世改窜,疏漏在所难免。后世学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     

“天山渔者”王大枢的遣戍生涯与诗文创作

安徽太湖县举人王大枢遣戍伊犁11年之久，还乡后自号“天山渔者”。他在戍地以坐馆教书为生，晚年编定《西征录》一书，不仅是他遣戍生涯的实录，还保留了其全部诗文作品。王大枢的诗歌题材主要分酬唱赠答与吟咏史事古迹两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遣戍文人的日常交往、心态变化及文学活动。他的文作以《天山赋》为代表，用虚实结合之笔摹写异域风物，具有历史、文化、文学等多重价值。     

梁代折衷诗学思想的演进与影响——以《诗品》和《文选》为中心

《诗品》与《文选》是粱代文坛“折衷派”文学的代表.两部著作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具有诸多共性.首先,在于“文质并重”思想下都对文采有所重视；其次,在褒扬五言诗表象下都对四言诗有所推崇.刘勰、钟嵘和萧统“三人对文学的观点比较接近”,单就诗歌而论,后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诗品》与《文选》在评价和选录诗人方面的共性如此之多,绝非偶然.这些共性展示了粱代折衷诗学思想正向的传递与延续.两部著作在对作家作品认同、诗歌题材划分方面的差异,又展现出梁代折衷诗学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     

论姜夔的诗学思想与词的创作

姜夔的词作与其诗学思想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其诗学思想主要探讨诗歌创作的法度和创新,而词作也在守法度的基础上,达到自然高妙的创新风貌。这既符合词人的主观要求,从宏观上看,又体现出诗词创作的相互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黄庭坚《题伯时画顿尘马》诗质疑

《黄庭坚诗集注》卷九有《题伯时画顿尘马》(刘尚荣校点,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23页)绝句一首.另黄宝华点校《山谷诗集注》作《题伯时顿尘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诗云: 竹头枪地风不举,文书堆案睡自语.忽看高马顿风尘,亦思归家洗袍袴. 诗集注者任渊将此诗编在元祐三年(1088):"是岁山谷在史局,其春东坡知贡举,山谷与李公麟等皆为其属.……而《顿尘马》有‘亦思归家洗袍州’之句,为试院处作无疑."其后黄(瞀)《山谷年谱》亦说:"先生有此诗真迹题做《辗马》.今观诗句乃云‘忽思马欲顿风尘’,则是《辗马》无疑.蜀中见有石刻."(《四库全书》本)南宋孙绍远所编《声画集》、清代吴之振编《宋诗钞》、今人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均从此二人之说.但黄(瞀)仅就山谷亲书诗歌题目而云,并未说看到诗歌文本的真迹,不能据此说明此诗为黄庭坚所作,《年谱》提及的"蜀中石刻"情况也较为模糊,亦无法证明所刻定为山谷诗.     

“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19～20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新疆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唐代西域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各省区的1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主持了开幕式,新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梁超致欢迎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发表了开幕式讲话.     

以“气”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

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理论内涵,同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以＂气＂论文相契合。＂气＂既增加了＂以文为词＂的外在张力,亦是＂以文为词＂的精神内核,同时,它也是作者本人在创作中的自觉追求。＂气＂既扩展了＂以文为词＂的外延,又是＂以文为词＂的核心,它使稼轩词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张广埏与《万里游草》研究

道光年间张广埏以僚属身份随将军玉麟赴伊犁惠远。在为时两年多的游幕生涯里,他体会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前期是平静悠闲的幕僚生活,后期是浩罕国挟持玉素普入寇南疆以后动荡而紧张的战争体验。他将西行见闻著成《万里游草》两卷,详细记载了伊犁将军府的内部建制特点和道光年间伊犁军府幕僚的日常活动,并首次以诗歌的形式完整记录了玉素普之乱的始末与相关细节。张广埏在西域所经风云变幻的人事,是他一生中的难得阅历,也为《万里游草》赋予了独特的价值。     

论周邦彦诗的艺术风格

长期以来论者对周邦彦的研究,往往重视其词作,忽视其诗歌。周邦彦诗现存四十五首,虽数量不多,但体式多样,古体、近体、五言、七言都齐备。其诗呈现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周邦彦诗歌创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他文学创作中不应被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