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集中彰显了"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之间的互动逻辑,从三个方面形成了深厚的互动根基:强有力的政党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领导根基,人民立场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群众根基,改革开放是"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实践根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推进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向好发展与国家治理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创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互动路径,需要以"中国之治"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中国之制",以"中国之制"健全"中国之治"急需的制度,化"中国之制"的显著优势为"中国之治"的效能,建构"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良性互动机制,实现"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整体进阶。     

孟德斯鸠的"中国印象"之印象

走出欧洲的人们留下的游记或通信(包括耶稣会士中国通信),促使了欧洲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人类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作理性思索和理想设计,孟德斯鸠即是此类欧洲思想家之一.他在大量阅读来华人士记述的基础上得出了较清晰的"中国印象",他在阐述三种政府理论时多次引用他的"中国印象",并常常一语中的揭示出"中国印象"的实质,这是一种理性的真实.我们今日重读孟德斯鸠有关中国的论述,对我们自己本土文化的来龙去脉别有一番认识.这种"印象之印象"应该也成为"跨文化对话"的研究课题之一.     

"中国钧瓷之都"区域品牌建设机制与路径研究

在"中国钧瓷之都"区域品牌建设的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钧瓷之都"区域品牌构建的激励、约束和龙头企业培育引导三个机制,提出了"中国钧瓷之都"区域品牌建设的路径: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区域品牌管理;实施区域品牌准入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引导企业创建名牌,众星捧月塑造区域品牌;鼓励研发创新,加快产业和区域品牌升级;加强区域品牌传播,提升区域品牌知名度;实施整合营销策略,政府、协会、企业共同推动区域品牌建设。     

"拉美化"和中国"拉美化之忧"

“拉美化”的概念尽管不准确、不严格，但作为一个带有警示作用的主题词被用来提醒中国未来发展中需要警惕的问题未尝不可；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拉美化之忧”问题，从“拉美化”出现的时代特点和国情来看，中国与拉美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发生“拉美化”的可能性极小，但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和拉美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又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不可否认两者之间的确出现一些类似现象，中国应该注意汲取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以拉美国家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中国之哲学的困境与出路

面对中国哲学的困境,关键问题是切入当下的社会历史情境和生活脉络,让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在动态的、良性的冲突中融合,并让哲学说现代汉语。     

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

尼采的"上帝死了"指的是人要独立于世界,必须否定那个设定了终极价值和意义的上帝;福柯 的"人死了"指的是随着语言回归自身,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于西方哲学中的"人"的概念将失去意义.在尼采的"上帝之死"与福柯的"人之死"之间有着血缘关系"上帝"和"人"都是人的发明,人借此确立了自身的特权地位;在解构了"上帝"和"人"之后,审美成为人生最重要、最本真的事情.     

从元杂剧之"梦"到汤剧之"梦"--论古典戏曲中"梦"之表现力的增强

中国古典戏曲经常描写"梦"."梦"在戏曲中主要有如下作用第一,其作为特殊精神状态的特点在作品中成为独立的审美因素;第二,"梦"的设置在剧情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只有到汤(显祖)剧之"梦",上述两种作用才结合起来,从而使梦与现实两种状态的对比成为作品内蕴的核心内容,深化了作品反思现实的哲理意义.这不仅引导研究者关注古典戏曲的丰富表现手段,而且可以启发我们思考有关梦与文学的价值问题.     

对"中国"概念演变及地缘内涵的分析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其统一与连续是辩证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地缘学角度来讲,中国文明的这种特征,是与中国之特殊的地缘要素、地缘结构以及中国与世界之地缘关系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     

"中和之美"规范下的情与景——论中国古代戏曲导演理论的"意境"观

中国传统戏曲,融合了歌舞、文学、武术、杂技、美术、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是一个别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综合艺术样式。中华民族注重和谐与平衡、追求统一与完美的审美取向,使中国传统戏曲长期展转流连于奇妙幽远的“中和之美”乐土,出现了众多探讨“以和为美”的戏曲理论文献,而以情与景完美统一的具象要求,来实现“中和之美”的美学精神规范下的和谐统一、均衡稳定,一直是古代戏曲导演领域历久弥新的理论。     

桐城派寿序与“中国之文”

自方苞、刘大櫆、姚鼐直至清季民初的贺涛、范当世、姚永概等，桐城派作家一方面非议寿序“非古”，一方面又创作了大量寿序。这些寿序固然有其写作策略、体制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始终与方、刘、姚以来社会文化的古今之变纠缠在一起。其不仅关涉桐城派古文的狭义之“文”，而且关涉凝聚在一个个寿序人物、老成典型身上的包括了女德、家教、乡俗民风等在内的广义之“文”。由于清季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愈演愈烈，寿序所关涉的“文”更与“中国之所以立国者”问题相交织，使寿序从对老成人物寿庆的祝祷与祈望进而成为对面临一线难传之虞的“中国之文”的祝祷与祈望。桐城派寿序也与 桐城派作家所作的诸多家传、族谱序等一起构成了社会文化焦虑的集体症候，它们自身既为“中国之文”，也跳出自身关切“中国之文”。     

义理之学——中国哲学原型简析

近百年"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往往是以西方哲学解构中国义理之学的过程.但是,由于义理之学所依托的历史条件不同,故而在知识依据、思想旨趣、知识形态等诸多方面均有自己的传统内涵,而不同于西方哲学.强调中国义理之学的传统特征,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简单地将义理之学比附西方哲学;另一方面也是强调义理之学在建构人类"普遍哲学"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贡献.     

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刚健之风

入主中土的北方游牧民族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本民族遗风，它的作家多以刚直果敢著称。汉族文人在民族融合大潮中，也形成了豪爽粗犷的性格，只是在表现方式上和少数民族文人有所不同。民族融合时期众多各族文人具有刚直之性，由此形成崇尚刚健的文风走向，并对柔弱文风提出尖锐的批评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忘知之知"——试析庄子的"真知"

哲学上关于真或真实问题的讨论,一般都归属于知识论的范畴。尽管先秦时期的庄子对认知意义上的知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庄子哲学里完全没有关于真知的思想,只不过庄子所主张的真知并非西方认知意义上的知,而是一种忘知之知的大智慧。在庄子看来,人们若只站在各自有限的角度,把自然万物当成和自我主体相对立的客体来进行区别,而不顾及对象事物本身周流不息的自然情状,那么所形成的观点就只能是有限的。故他认为只有从道的角度来对对象世界进行观照,即以道观之,才能获得忘知之知的真知。     

"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王夫之天论及其创新

"天"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也是王夫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王夫之关于"天"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与他以前的思想家相同。王夫之在"天"问题上的最大创新之处,是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在天之天"与"在人之天"这一对范畴并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哲学分析中,从而使自己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具有了以前思想家所没有的新内涵、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