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骞与《临安志》研究

吴骞是清代著名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曾建造拜经楼以藏书。《临安志》为吴骞藏书的精华,其也曾以此为荣。通过对《临安志》的收藏,吴骞与黄丕烈、陈缱等人频繁往来,互相借鉴、诗文唱和,从而构成了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吴骞去世后,其所藏《临安志》开始流散并被递藏：其中,（淳祜）《临安志》被陆心源递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成淳）《临安志》被丁氏递藏,现藏南京图书馆;（乾道）《临安志》现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图书馆。     

钱曾述古堂藏书去向考略

清初著名藏书家钱曾述古堂富藏善本珍籍，向为艺林所重。从民国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中可以大致梳理出述古堂藏书在有清一代的聚散流转情况。钱氏藏书散出后经季振宜、徐乾学等人收藏，又流入鲍廷博知不足斋、内府以及苏州顾氏。其后百余年间在黄丕烈、汪士钟、瞿镛、丁日昌、潘祖荫、郁松年、邓邦述、张钧衡等藏书家手中辗转传递。     

慈仁寺:清初文人交往的一个聚集地

慈仁寺是清初时期北京城南的一个综合性的文人聚集地。在康熙帝实施"文治"的背景下,不少汉族官员及博学文士曾经在慈仁寺聚集,形成了有助于文人交游、图书流通、文物收藏、诗文创作的生态环境。慈仁寺书肆的繁盛与文人的藏书兴趣以及相互交往有密切关系,这也是研究清初文人书籍文化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何处见君常觅句 小阑干外夕阳疏——略论藏书家鲍廷博的咏物诗

古代咏物诗源远流长,代有名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咏物文化。清代诗人对于咏物诗作亦是倍为关注,其中著名藏书家兼出版家鲍廷博一生酷爱创作咏物诗,时人给以＂咏物尤工＂的美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能够摹画出所咏之物的神韵,将随常所见的物品赋予人的禀性来;二是其咏物诗很见才学之气,融众多典故于其中。他的咏物诗题材易得,寻常之物皆可入题,形神俱备,尤以20首《夕阳诗》称颂诗坛。该组诗对时间的铁律有了深刻的认识,虽无重大事件的反思,但是道出了芸芸众生面对夕阳所产生的光阴之叹,迟暮之感。     

由《安徽藏书家传略》所见作者之藏书文化情结

从刘尚恒《安徽藏书家传略》及其有关安徽地方藏书文化研究的系列著作可以看出，刘尚巨先生因情系徽州，尽管离开故土已多年，但一直致力于安徽藏书文化的梳理；作为图书馆人，他始终心系图书馆事业，在该领域内辛勤钻研；他钟情于藏书文化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著述成果。     

不翼而飞的邮票

有兄弟3人，他们共同的爱好是收藏珍品。老大喜欢收藏古玩，老二喜欢收藏邮票，老三喜欢收藏书籍。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玻璃柜，大家都把珍品放在柜中共同欣赏。这个柜的钥匙放在一只很精致的小铁箱中，小铁箱藏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     

清代旅外徽商家族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贡献

徽州地少人多,科举仕途与四处经商是明清时代徽州人摆脱贫困、追求富贵生活的两个重要途径。他们儒而不成则转而为贾,或亦儒亦贾,贾儒相济。经商致富的徽州人,热心文化事业,崇仰学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清代前中叶,朝廷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受此影响,江南的徽商家族大量刻书,积极献书,为文化教育、学术研究及《四库全书》编纂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旅外徽商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徽州的士子、商人和官僚三者是流动不居且混而不清的,他们凭借顽强不屈的毅力、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执着的文化追求,既为自己找到了生活门路、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也为寄居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营造出浓郁的人文环境。     

从凌惕安古籍保护与收藏谈贵阳藏书文化

贵阳凌氏是贵阳地区自古以来书香门第亦耕亦读的代表。凌惕安在清末民初的读书、藏书、编书生涯为贵阳地方文化的建立和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收藏的古籍史料是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宝库闪亮的珍珠，是贵阳古籍藏书文化继往开来的重要节点。     

图书馆起源小记

我国古代图书馆,一般认为起源于商殷时代,距今约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商代是我国有文字可考历史的开始,有了文字记录,自然会产生书籍,《尚书·多士篇》记载,周公对他的老百姓说过:“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就是书籍,这说明商殷时代已经有书籍了。有了书籍,随之而来的必然有藏书的地方和管理的人。书籍和图书馆的起源应该是联系在一起的。商朝时,管理书籍的人叫“史”,亦即史官。藏书的处所,在战国时有的称为“盟府”,有的称作“故府”。《左传》里,就有“故府”失火,管理图书的官员急奔现场指挥抢救图书的逼真的描写。在奴隶社会,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国家的藏书只供王室贵族使用。史官是奴隶社会具有较高知识的阶层,是奴隶社会文化的代表人物。史官的职责之一,是观测天象,制订星历和占卜,所以,他和专司宗教迷信的“巫”并列,统称为史巫。他在     

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与收藏

两宋时期，是我国图书出版和收藏的黄金时期。北宋初期，图书的编刻和收藏具有了较好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两宋朝的图书编辑相当活跃，著名的有北宋初期的四大类书。两宋朝的图书刻印形成官、私、坊刻三大系统，两宋朝的刻书业以四川、浙江、福建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两宋朝统治者将图书文献视为文治和教化的体现，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官府藏书以馆阁藏书为主，辅之以各地方政府及州学、书院藏书。另外，寺院藏书也有一定的规模，私人藏书更具特色，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人藏书家。两宋朝的图书编刻之多，规模之大，收藏之丰，都堪称前世未有，后世楷模，在中国图书出版和收藏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世界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都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有关校雠学的几个问题——以《金楼子》为个案

南朝萧绎所著《金楼子》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从校雠学角度来看,历代诸家著录为此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依据;迄今所见的《金楼子》众版本有优劣之分,其中鲍廷博的《知不足斋丛书》本为最善;此书现在仍存在一些讹误,有待方家进行校勘、整理。     

清代学者学术信息获取方式初探——以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学者获取学术信息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通过当面交流获取;二是通过往来函札获取;三是通过撰写序跋获取;四是通过购买、借阅图书获取;五是通过相互赠书获取。上述学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基本上符合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的学术、文化、经济、交通等发展水平。及时获取学术信息的最大好处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重复研究,同时充分利用已有的相关成果。     

隋唐五代时期的浙东藏书

隋唐五代时期,浙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实质性开发,因而推动了文化事业发展,与此相应浙东藏书的事业也在前人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突出表现在浙东众多士人任职朝廷秘书省,参与国家的图书整理和编纂;浙东私人藏书的丰富以及佛教寺院藏书的兴盛。     

明清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

明清徽商不仅在经济舞台上卓有建树,其日常的休闲文化生活亦丰富多彩。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章将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归纳为畅游书海、著述诗文、钟情收藏、游历山水、热衷戏曲及流连风月等六个方面。认为徽商的休闲文化生活整体上体现出尚文、儒雅的特色。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钱基博文献学成就三论

钱基博是近代有名的学术大师,他一生藏书、读书、著书、教书,重视文献的搜辑、整理和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本文尝试总结钱基博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重点考察其在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思想方面的贡献。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方苞“进士”辩

方苞是桐城派创始人。史书多称方苞为进士 ,实则方苞未成真正意义上的进士。但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评价。     

陈训慈与抗战时期浙江省图书文化事业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文化事业备受日寇摧残，众多文化典籍被日寇劫掠而去或毁于战火。在此特殊时期，陈训慈征求各类文献，举办图书文献展览会，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与天一阁藏书，撰文与创刊宣传浙江图书文化事业，创建图书馆协会推进全省图书文化事业，为图书文化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