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白还是辩白——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研究

本文以环境信息披露为切入点,从经济学的信号传递理论和政治学的合法性理论两个竞争性的视角,验证企业自愿披露非财务信息的动机。借助自行构建的企业环境表现和环境信息披露评价指标,基于2008-201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大样本数据检验发现:(1)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2)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高时,环境表现越好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并且信息质量较高;(3)当企业环境表现水平较低时,环境表现越差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这一特征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并且披露的信息以数量而非质量取胜。本文突破了以往基于单一视角和线性关系的研究,在理论和数据等方面丰富了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的文献。     

管理层特征影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环境信息披露比例逐渐增多,但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状况并不乐观。不少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时为了自身利益有选择性地披露环境信息。本文从管理层的角度出发,理论分析管理层特征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对深入了解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及提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网络环境下高校财务信息披露模式研究

完善和改革高校财务信息披露系统是高校财务理论研究中重要的问题。文章以网络环境为基础,借鉴企业网络财务报告的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和建立了基于网络环境下高校财务信息披露模式。     

公司环境披露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情景下实证研究环境披露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样本来自2007～2009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造纸业和建材业A股公司。研究中对环境披露水平采用内容评分法予以量化评估,环境绩效以公司是否因过量排放受到处罚来衡量。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披露水平较低;环境绩效较差的公司为了缓解利益相关者因其环境问题而对其正常经营和财务绩效的担忧,披露了更多的环境信息;环境披露和环境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真心”还是“掩饰”?

企业社会责任是真心实意为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掩饰环境绩效不足的工具?本文以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着环境掩饰现象。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内部动机、监管压力和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依据企业内部动机的分组发现,环境掩饰动机低的国有企业和低捐赠支出企业,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绩效无显著负相关性;(2)依据外部监管压力的分组发现,公司所在地环境监管程度高的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3)依据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分组发现,社会责任报告参照国际标准的企业以及审计机构为国际四大的企业,其社会责任环境掩饰现象不显著。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动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范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信息披露中的模仿行为研究——基于制度理论的分析

本文在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合法性压力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中的模仿行为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同形现象.本文以2006-2010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的环境信息披露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同形性和模仿行为,且属于模仿其它企业平均水平的频率模仿,而不是模仿领先者.本文将已有的信息披露研究从经济学分析的视角向经济社会学进行拓展,丰富了对信息披露过程中决策者认知过程和制度化过程的认识,同时也透过信息披露中的模仿行为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为制度化过程中的趋同现象提供了新的证据.     

公共压力、社会声誉、内部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和内在激励促使企业充分地披露环境信息是保护生态环境、遏制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决定因素.我们发现,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比例和水平逐年提高,但披露内容具有选择性和应对性,对污染物的排放后果、法律诉讼以及可能面临的或有负债等负面信息披露不足;来自环保部门、政府的公共压力或政治成本,以及企业品牌声誉的内在激励,显著地影响企业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和水平;来自银行债权人的监督、企业的两权分离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选择披露环境信息的概率,但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与对策研究

本文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仍然存在披露率低、披露信息以历史信息为主、公众对环境信息需求不足、披露信息实用性不足等问题,提出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范、促进公众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加强环境会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加强环境会计的社会和政府监督、建立全国性的上市公司环境报告数据库网络等对策。     

分行业信息披露与公司股东结构——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沪深交易所交错发布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实证考察了分行业信息披露对公司股东结构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公司股东户数，拓宽了公司股东分布的广度。从内部构成来看，分行业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主要增加了个人投资者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境内机构投资者持股随之减少。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非对称性影响在业务复杂度较高的公司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结论表明分行业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和解读成本，进而建立公平的市场信息环境。本文的研究为深入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股东结构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对正在进行的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实践也具有良好的启迪。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财务信息、外部融资与投资效率——基于外部制度约束的研究

对财务信息与投资效率的研究历来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但与传统的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另辟蹊径,从上市公司对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发展趋势的非财务视角着手,对自愿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从历年来对财务信息自愿披露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外部融资在受到外部制度约束的条件下,在公司的非财务信息和投资效率的相互作用上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市场进程化相对较低的阶段,公司通过非财务信息获取外部融资,从而扩大投资规模;当市场进程化达到较高级的阶段时,较高质量的非财务信息对外部融资的获取进行调控使其达到最优额度,既能够缓解公司投资不足的现象,也避免了过度投资的发生。但是随着从市场化进程的日渐加深,声誉对市场的作用消弱,信息对称度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财务信息的信息增量造成影响,也间接地弱化了非财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作用能力。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投资者非持续性过度自信与股市反转效应

与欧美市场普遍存在的中期动量效应所不同,我国股市表现出显著的中期反转特征。基于我国市场投资者结构与行为特征,本文构建了信息质量模型,系统研究了投资者在非持续性过度自信行为模式下股票市场的反转效应,利用分析师关注度与资金流向分别表征市场的信息质量与投资者行为,实证检验了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1)投资者的非持续性过度自信行为是我国股市整体表现中期反转特征的主要原因;(2)信息质量越低,投资者对新消息的过度自信越强,其非持续性过度自信程度越高,股票的反转效应越明显。这一结果为我国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结构、加强分析师队伍和机构投资者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持。此外,结合分析师关注与资金流向,反转策略能够有效获得市场超额收益。     

基于投资者关系战略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指标及实证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竞争和股东维权意识的增强,投资者已不满足上市公司传统的财务信息披露,非财务信息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投资者关系就是通过公司与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沟通,达到发展、维持战略投资者和建立良好企业形象的目的,因此非财务信息披露应该成为投资者关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投资者关系战略视角,将非财务信息披露作为投资者关系沟通战略的重要手段,构建非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分析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因素.     

略论动态环境下柔性视角财务战略管理

本文基于环境与战略关系的分析,研究了财务战略生成及周期性因素对财务战略选择的影响,提出企业的财务战略管理应该以柔性为基础、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并从柔性的视角分析动态环境下财务战略管理的策略。     

浅析基于非财务信息的企业业绩评价

随着经济环境日益的瞬息万变和经营活动复杂性的不断加大,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的每一项经济决策不仅要依据财务信息,而且需要依据大量的非财务信息,有时后者比前者对决策更具价值。本文将从非财务信息的概念及其特点入手,展开对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和基于非财务信息如何对企业业绩进行评价的探讨。     

基于重污染行业间的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比较

本文通过对120家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三种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果表明,盈利能力与营运能力能促进环境信息的披露,偿债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起到抑制作用。此外,通过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对比,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     

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从碳中和的背景出发,探讨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选取2016—2020年度275家重污染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环境表现与企业价值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及拥有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提高企业价值。加入了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变量与财务绩效的中介变量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表现在影响企业价值时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财务绩效对公司治理在影响企业价值时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财务状况、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实证研究——基于深交所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财务状况,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角度分析、讨论了它们与信息披露质量间的内在关系.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06-2007年信息披露质量评级报告结果及28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1)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2)与财务收益能力正相关;(3)与资产规模没有明显的相关性;(4)与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正相关.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