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CEO权力与企业战略风格

检验CEO权力强度如何影响企业战略风格,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CEO权力越大,战略风格越趋向于风险型;反之,CEO权力越小,战略风格越趋向于稳健型.制度环境负向调节CEO权力强度与企业战略风格之间的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于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强的公司,CEO权力强度对企业战略风格的影响在地区制度环境约束性较弱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战略风格越趋于风险型,企业绩效波动性越大;而企业战略风格在CEO权力与企业绩效波动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民营企业治理转型、政治联系与公司业绩

基于系统理论,从治理结构视角构建以实际控制人、董事长、CEO、监事会主席为核心的政治联系指数,以2003年～2007年持续经营的234家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治理转型视角下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程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总样本而言,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指数逐年降低,验证了治理转型的观点;公司规模越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政治联系程度越强,政治联系指数与资本负债率、长期负债率正相关;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政治联系指数越高其财务业绩、市场业绩、资产周转率越差,高政治联系公司的政治联系指数与长期投资比率正相关.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既有优惠的融资收益,又面临公司业绩下降的风险,在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业绩双重影响的背景下,建议民营企业实现政治联系合规,推进公司治理转型.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CEO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0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CEO变更的视角,考察了家族控制和职业化经营特征对不同类型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家族所有权与管理层的分离以及家族控制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相对于非家族企业和家族CEO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代理问题较低,CEO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公司治理效率较高.家族职业化治理效率的实现机制主要是所有权监督和董事席位控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较差的经营业绩期间,CEO变更决策所导致的代理问题会影响公司价值.上述研究结论说明,在CEO变更的情境中,家族控制特征降低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加重家族成员担任CEO的企业中的代理问题.     

高管权力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视角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高管变更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以2004 -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1)总体上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呈负相关,而高管权力的增强会降低其因业绩低劣而被强制性更换的可能性,表明国企高管的权力在高管变更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职位堑壕效应;(2)发生了高管变更的公司其未来业绩有明显的提高,但这一促进效应仅在权力较小的高管被变更后出现,而权力较大的高管被变更后公司业绩并没有得到改进;(3)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权力寻租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公司治理和高管选聘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信息透明度与公司治理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总经理变更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信息系统和组织结构复杂性两个维度,建立了一套客观反映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此考察信息透明度对总经理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敏感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信息透明度越高,总经理因业绩下降而被更换的可能性越大.这表明,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投资者甄别管理者经营水平的高低,而且可以强化董事会对总经理的监管机制,从而增进了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效率.     

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与管理者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研究管理者出于自利动机的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发现,相比于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的复杂性更高,且上述关系在盈余管理空间小、管理层持股比例大、两职合一和法律风险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越高,管理者获得的超额薪酬越高;相比业绩较好公司,业绩较差公司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的短期、长期市场反应更积极。研究表明,出于自利动机,管理者会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对数字信息操纵有替代作用,且管理层持股及公司内、外部治理均会影响文本信息复杂性操纵;通过操纵年报文本信息复杂性,管理者能够获取更高超额薪酬,并提高公司市场估值。本文首次基于中文年报文本信息大样本分析,为已有文本信息复杂性披露策略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验证了数字信息和文本信息操纵手段间的替代效应,拓展了机会主义披露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司年报文本信息披露监管法规具有重要启示。     

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8年深市494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了一个关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概念模型,使用Logit回归分析验证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一般经营更加复杂,存在的会计风险更高,内部控制建设相对更不完善;经历审计师变更和财务报告重述的公司更可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另外,聘请的审计师质量越高,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越小.     

CEO过度自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

在CEO过度自信的层面上研究CEO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以经理人持股比例变化作为衡量CEO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通过建立全样本和CEO过度自信匹配样本两个样本组,在控制公司特征变量和治理结构变量的基础上,用 2007 年和 2008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两个样本组分别做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CEO过度自信的前提下,董事长与CEO两职分离有助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而在CEO非过度自信时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这说明两职分离能够纠正由于CEO过度自信而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经营绩效;不论CEO是否过度自信,独立董事比例对公司业绩都没有显著影响.针对CEO过度自信衡量方法和样本容量的稳健性检验都表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代理成本、所有权性质与业绩预告精确度

本文考察了代理成本和业绩预告精确度之间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考察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代理成本与业绩预告精确度关系的影响,以此探讨信息不对称和产权性质于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研究发现,代理成本越高,业绩预告的精确越低;相比非国有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高的国有企业更可能披露预测精确度较差的业绩预告,研究结果支持了"攫取"假说。本文为我国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和建立透明公开的投资环境提供重要的实证证据。     

盛名难副: 明星 CEO 与负面信息隐藏

以 2009 年 ～ 2016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明星 CEO 成名后负面信息的披露策略． 以 CEO 是否登上媒体发布的榜单作为明星 CEO 的代理变量，研究结果表明: 明星 CEO 上榜将显著增加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验证了“名声俘获假说”; 明星CEO上榜后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显著增加，而一旦退出榜单其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则显著降低，验证了名声的负面效应． 机制检验表明明星 CEO 通过管理层权力抑制负面信息披露． 另 外，上榜前盈余质量较低、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其明星 CEO 隐藏负面信息的可能性更高．文章丰富了 CEO 个人特质对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