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也业绩,成也业绩?——国企高管变更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12年A股上市非金融国企的数据,将高管变更后去向细分为晋升、平调和降职,以高管不变为基准,研究了公司业绩及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高管降职与公司业绩负相关,晋升与业绩不相关,但与承担的社会责任正相关,即"败因业绩,而成非因业绩"。进一步研究表明,国企高管变更考核中存在一个业绩门槛,在业绩低于门槛值时,业绩越差降职可能性越大,承担社会责任不能降低降职的可能性;在业绩高于门槛值时,业绩更好并不能增加晋升的可能性,此时承担社会责任才成为影响晋升的重要因素。此外,高管平调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但平调—业绩相关性要弱于降职—业绩相关性,这表明平调实际是对业绩较差高管的缓和惩罚。     

机构投资者、高管变更与股价波动

基于2004年—2012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高管变更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并尝试从投资者行为的角度解析高管变更事件对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对于那些业绩亏损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撤离能够形成较强的外部压力,迫使当任高管离职.而对于那些业绩仍然维持盈利的公司,机构投资者的施压作用则不明显.总体上,业绩好坏始终是公司高管被迫离任的主要原因,而机构投资者则是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高管强制变更会被机构投资者解读为负面信号,新高管的上任并不会挽回机构投资者的持股信心.第三,噪音交易者(中小个体投资者)倾向于将亏损公司的高管变更事件解读为利好消息,其踊跃买入行为则构成了公司股价在高管强制变更后发生波动加剧现象的直接原因.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研究述评

公司发生高管变更与公司的业绩存在紧密联系,同时,公司高管变更中往往伴随着盈余管理行为。对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研究进行文献回顾,并对相关研究现状进行评价。     

制度环境、股权性质与高管变更研究

内部治理机制往往需要与外部治理环境相匹配,中国的分权化改革引发了不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相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异,这对不同地区间的公司治理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借鉴国际制度比较研究模式,以中国经济转轨、制度变迁时期各地区制度建设的不平衡为基础,分析外部制度对公司治理(即业绩与高管变更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其制度环境对公司治理效果影响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发现,公司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制度环境好,高管变更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强;与公司为国有股股东 比,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的公司中,制度环境越好,业绩与高管变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强.     

浅析国企高管激励因素与盈余管理相关性

近年来,随着重视高管价值的呼声渐高,国企高管的薪酬也大幅提高,在我国现有产权制度和经济水平下,过度重视物质激励引发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从高管薪酬、高管权力、高管变更和高管晋升角度分析高管激励因素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只有站在高管的角度设计激励机制,完善公司治理才能有效的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创始人保护、替罪羊与连坐效应——基于会计违规背景下的高管变更研究

公司创始人在公司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本文对会计违规背景下的高管变更中是否存在"创始人保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首创性地检验了这种创始人保护现象对高管变更中的"替罪羊效应"(CEO不变而CFO发生变更)以及"连坐效应"(CEO与CFO同时变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会计违规会导致高管更高的更换率;(2)当公司存在会计违规行为时,创始人CEO的更换率比非创始人CEO低,存在创始人CEO被保护的情形,即存在创始人保护现象;(3)创始人保护会增强"替罪羊效应",即在发生会计违规后,创始人CEO公司中CEO保留而CFO离职的概率大于非创始人CEO公司中的这种高管更换情况;(4)创始人保护会弱化"连坐效应",即在发生会计违规后,创始人CEO公司中CEO和CFO同时离职的概率小于非创始人CEO公司中的这种高管更换情况。本文的研究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遏制高管变更中由于高管特殊的背景特征所导致的"保护机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文章的研究结果还能为监管机构出台更加有效的高管监管和约束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了吗:基于高管非自愿变更与继任选择事件的分析

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扮演的是有效监督者,还是旁观者,抑或合谋者的角色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选择高管更替这一研究视角,以2004-2008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高管非自愿变更以及继任选择决策的影响,以此考察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结果显示,机构持股比例越高,公司高管因绩差被撤职的可能性越小,而且即使高管被更换后,公司也更倾向于从内部聘任继任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被撤换后公司业绩显著提高。其中,从外部聘任继任者的公司业绩有明显改善,而从内部选聘继任者的公司经营业绩没有转机。以上结果说明在高管更替事件上,机构投资者扮演的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合谋者的角色。分组样本的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合谋者角色仅限于在总经理更替决策上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对董事长的更替作用有限。而且,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越不显著。     

政府补助、软约束与薪酬差距

本文以政府补助为切入点,以2007-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5118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约束性不同的政府补助对薪酬差距及其激励效应的影响,检验了高管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本文研究发现:(1)高管权力的存在会使政府补助成为其"伪装"业绩的指标,从而增加高管薪酬,进而加大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并且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中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2)高管利用政府补助增加其薪酬的权力受制于政府补助的约束性。仅在政府补助约束性较弱的情况下,政府补助才会增加高管薪酬,加大薪酬差距;(3)从政府补助影响薪酬差距的经济后果来看,政府补助导致的薪酬差距会削弱薪酬差距对公司未来业绩的正向影响。同时,软约束补助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大。     

高管政治背景对其离职—业绩敏感性的影响

政治背景作为高管的社会资源,会对公司的内部治理效率产生影响。通过对2004-201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1330个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研究了高管政治背景对其离职—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公司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与业绩水平显著负相关;在考虑政治关联因素的影响后,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地弱化高管离职的可能性与业绩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亦即高管的政治背景能够降低其离职—业绩敏感性。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并购后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前人关于高管变更和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假设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后,高管的变更会促进这些公司财务绩效的提高。本文选用1996-2001年间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中76家高管随第一大股东变动而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设立了47家第一大股东变动而高管未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组,用经过行业调整的财务绩效来分析比较。结果发现,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变更的公司的绩效显著提高,而且绩效表现好于公司控制权变化后高管未变动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     

非对称业绩基准与高管薪酬:基于代理成本视角

本文以2003-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为样本,检查了高管薪酬中业绩基准的使用,发现存在非对称使用业绩基准的现象。当基准业绩较好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较高,存在"运气薪酬"现象。当公司业绩超过基准业绩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增加。但是高管薪酬不存在"双重补偿"现象。高管的任期和两职合一自利特征会进一步强化"运气薪酬"和"超额业绩补偿"。本研究发现对于揭示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代理成本,解释高管薪酬的棘轮效应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度不仅应该体现在提高公司业绩水平上,更应该体现在稳定公司业绩风险的作用上.本文选取2004-2008年深交所上市的37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分析为切入点,分析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对公司横向和纵向业绩波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CEO权力强度越大,公司的经营业绩越高但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也越大,表明赋予CEO更多的决策权力是一把"双刃剑";(2)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有效降低CEO权力强度加大的经营风险;(3)通过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EO的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显著地高于非国有企业CEO权力强度对公司业绩波动性的影响.信息披露质量对于CEO权力强度下公司经营风险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业绩波动、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

  不同的高管通过营造公司文化和制订公司战略等手段对公司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高管变更可以被视为公司的重要事件之一。已有研究发现当公司高管发生变更时，公司的相关行为随之发生变化。利润是高管关注的核心指标，为了提高利润，除扩大收入外，提高成本管理能力也是一种可行手段。因此，研究高管变更这一日趋频繁发生的事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以高阶认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管理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及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3项理论成因，从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取10 209个公司-年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变更如何影响成本粘性进行研究。在按照业绩波动程度和高管变更原因将样本进行分组后，利用组间系数比较的方法，深入分析不同业绩波动下和不同高管变更原因下的影响效果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变更显著加剧成本粘性，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在不同的业绩波动程度下和在不同的高管变更原因下有差异。具体而言，当业绩波动较大时，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大，而非正常原因的高管变更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剧成本粘性。         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管变更经济后果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成果，在实践中对上市公司完善高管人力资源计划、提高高管变更期间成本管理水平以及帮助利益相关者深刻地认清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业绩好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披露高管先天特质信息吗?

人的外表特征会影响信任的给予,业绩好的公司是否会为了增强投资者对会计数字可靠性的感知,而更愿意在年报中披露高管照片?或是业绩差的公司为了避免消极评价与惩罚而更愿意通过高管照片披露进行印象管理?本文基于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2011～2015年5年的数据对高管照片披露进行统计和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公司业绩正向影响高管照片的自愿披露水平。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基于高管变更的调节效应

以产业组织、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理论为基础,利用不同数据窗口下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和高管变更与现金持有之间的长期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产品市场上的掠夺风险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占主导地位,使公司的现金持有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呈现上升的趋势,但是当公司发生高管变更时,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持有的影响更多地凸显为代理成本动机下的现金减持行为;高管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对变更后续年度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使产品市场上掠夺风险对现金的正向影响减弱,公司的现金持有相应呈现降低的趋势.实践表明,有序的市场竞争、完善的经理人市场以及公司内部有效的治理机制对公司制定科学的财务决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调:产品市场竞争;高管变更;现金持有;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