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中国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并未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同时,完善财政收入分权管理制度,纠正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财政分权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形成有偏的经济激励,形成负面产出。基于1985—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利用Simar与Vanhems(2012)所提出的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可测算以财政分权为条件并包含财政分权正面产出与负面产出的经济增长效率。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估算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经济增长效率为目标,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分权",而面向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分权水平也会高于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水平。     

财政分权、地方公共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7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我国1979-2006年分省面板数据,研究了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前,基本建设支出和支农支出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和代表政府公共消费的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效应.考虑分税制改革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加剧了支出结构的扭曲,在显著的提升了科教文卫支出和农业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也加大了基本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出发,利用生产函数模型,借助计量分析软件,选取了我国大陆28个行政区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劳动力年增长率从1985年至2009年间的合并数据与财政分权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我国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负相关,而财政收入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正相关。针对这样的结论,提...     

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民生建设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财政分权符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般均衡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与民生福祉之间呈“倒U型”关系。以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病态指数循环分析法和熵权法构建民生福祉综合指数,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影响具有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能够强化财政分权对民生福祉的改善作用。在确定财政分权水平时,应合理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有效配置公共资源,实现财政分权效益最大化,从而增进民生福祉。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

通过对财政分权有关文献的回顾,从理论上探讨了财政分权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提出了资源配置机制和制度环境机制这两大作用机制。随后,以中国1982年~2000年间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分权总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但自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财政分权、地区差距及财政均等化——兼论转移支付的双面经济效应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中国日益扩大的地方间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文章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制度根源,利用1994—2008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计量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但它对于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产生了副作用,增长与均等之间存在取舍关系。此外,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调整区域经济起到"双面作用",一方面促进了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另一方面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级以下的实证分析

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财政分权是财政改革中上下级政府财政权力分配的测度.从省级以下层面看,财政分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以1985-2006年省级以下市(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从中央集中控制向完全分权的财政制度转变,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9.2个百分点.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是显著区别于先前诸如财政分成和财政包干的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阶段,它更有利于加速经济增长.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并不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所得的,而是使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用于效率更高的地方,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政府机构数量增长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8年—2015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各地政府机构数量增长受到多种宏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通过对1998年—2015年31个省级区域内机关法人单位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研究结论：第一,经济增长、转移支付、对外开放与政府机构数量增长具有负相关关系。第二,城镇化、财政支出、财政分权与政府机构数量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单纯用瓦格纳法则、“粘蝇纸效应”等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政府机构数量增长,是不成立的。第三,人口增长与政府机构数量增长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两者存在规模经济。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1980-2009

利用198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单位根、面板协整、FMOLS估计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阶段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呈现出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域差异。     

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均衡分析

为探讨我国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取1978-2006年我国历年农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农业产值每增加1%,将促进经济增长2.12%;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农业生产的短期变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如果本期的经济增长偏离长期均衡值,那么到下一时期这一偏离度将有8%得以纠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经济增长对农业生产具有长期促进作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进一步表明,农业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显著。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文章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视角系统分析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我国1997～2010年30个省(市)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2)政府与企业之间寻租交易将增加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工业化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分别起到增加和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