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涉及罪行法定原则能否得到最终落实。刑法立法解释是否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刑法立法解释的时间效力从内容上包括立法解释的生效时间、溯及力和失效时间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于刑法立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刑法解释的溯及力新论

本文通过对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涉及到的四种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指出目前争论最激烈的“是否允许将(唯一有效的)法律解释适用于其出台以前的案件”问题的实质是法律的效力等级问题,而不是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将刑法解释适用于其出台以前的案件,并不违反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当然也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大量存在的司法解释立法化、法律解释内容扩张化使得法律解释事实上成为新的立法,因此“不教而诛”的问题,解决的途径是提高解释水平,包括从解释程序、解释方法等方面的改进,而不是禁止法律解释溯及既往。     

论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三个问题

本文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所涉及的三个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剖析,即:(一)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二)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范实施以后自身颁布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三)刑法司法解释对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自身实行以前。已有的生效司法解释正在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笔者主张,在这三种情况里都应该坚决贯彻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并提出了立论依据。     

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危害与规避

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的现象实践中时有发生。刑法解释僭越刑事立法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危害表征。这些社会危害包括模糊了刑法解释与刑事立法的界限,不利于维护刑法的权威性;造成了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失衡,不利于社会机能的实现;导致了立法解释权、司法解释权以及立法权之间矛盾重重,并极大削弱了刑法立法权。对此,应从树立正确的刑法解释观念、尽可能保障刑法立法的适时性、构建刑法解释僭越立法的撤销和避免机制等方面着手来加以规避。     

罪刑法定主义派生原则的功能廓清

　　摘要：  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绝对转向相对、从理论原则转向司法原则。这一转变体现了有利于被告人的精神,进一步增加了该原则的出罪功能。与之相适应,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功能也应随之转变。首先,不应一概排斥习惯法;鉴于习惯法出罪去刑功能上的特性,还应当将习惯法纳入刑法渊源之列。其次,类推解释也不应一概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当允许;同样,在扩张解释与限制解释上也应作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之分,并区别对待。最后,在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不应一律赋予其溯及力,并且应当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刑法解释溯及既往。     

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溯及力问题是刑法修订后法律适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该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在刑法溯及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应重点分析如何确定行为时的法律,以及几种特殊的刑法规定的溯及力问题。     

大陆与澳门罪刑法定原则之比较

大陆与澳门两地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历史演进、具体表述以及对待溯及力、习惯法、刑法的解释、明确性问题上存在区别。通过二者的对比,可以丰富我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更好地促进刑法理论的发展。     

论实质单位犯罪问题的立法解释

实质单位犯罪问题诸如单位诈骗、单位盗窃等由来已久。对此,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形成了诸多学说,主要有无罪说和自然人犯罪说两种代表性观点。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30条的解释采取了自然人犯罪说的基本立场,即仅处罚个人。该解释虽然采用了类推解释的方法,但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理论上,它属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造法性解释,没有溯及力。     

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立场的实证考察

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存在着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之争。对我国当前九个刑法立法解释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均采取了实质的解释立场。这一立场具有两个积极功能 :合理入罪,促进刑法的规范正义;适当出罪,实质地保障人权。这一实质的解释立场值得继续坚持与维护。     

刑法中的溯及力问题研究

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不仅包括刑法法条的修订,还包括刑事司法解释与刑事立法解释。一般而言,"实体从旧,程序从新",但程序性规定对行为人实体权益有重要影响时也应"从旧兼从轻"。适用行为时的法律是指实行行为,间隔犯应以实行行为为准,而不能以结果发生时间为准;出于人权保障的考虑,继续犯应从旧兼从轻,而非一体适用新法;连续犯应以新法施行为界点,分段评价。判断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应"先定后比"而不能抽象比较。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关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及越权解释的探讨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机关就刑法规范的适用问题所作的阐明,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少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违背立法意图、超越立法权的越权解释现象,对此进行分析讨论,充分肯定其作用,并提出对解释主体进行必要的制度限制和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以解决其超越立法权和越权解释的问题。     

刑法解释体制探微

成文法系传统导致刑法解释权仅仅由国家机关垄断,解释者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一元解释体制是对解释的误读,不仅造成司法解释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使刑法适用结果与公众期许相悖,导致法律解释成为文本的附庸。中国的刑事司法适用只有将法官的个人因素与公众情感纳入考量范围,通过合理的路径,才能实现刑法解释的真正合理化。     

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给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刑事法律的适用客观上存在一个解释问题,即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合法性问题上,又存在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就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功能。     

一种新的刑法解释学观点——以刑事政策为中心的分析

刑法解释远非一种单纯探寻刑法文本含义的学究式思维游戏,而且刑法解释的依据不应当是刑法文本.刑法解释本身是一种利益衡量的活动.在这个利益衡量游戏中,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刑事政策通过各种组织化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事立法的漏洞在所难免,实现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不能坐等刑事立法的完善。依托现有立法资源,加强刑法解释工作,才是科研不端行为刑法规制的最现实途径。但并非所有的科研不端行为都能经由刑法解释的办法得以规制,因此,对那些不能经由刑法解释工作予以规制的科研不端行为应适时弥补立法漏洞,严密刑事法网。科学共同体不能成为刑事司法的＂特区＂,实现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当下最为重要的是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做到平等适用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