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唐代初期的屯防軍制

一、緒言唐代兵制的衍革,約可分为府兵、彍騎和方鎮兵等三个階段。新唐書五○兵志:“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勢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变而为彍骑,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这里不僅集中說明了唐代軍事制度兴廢变革的歷程,而且还透露出唐皇室統治集团跟地方軍閥彼此攘夺軍权的这一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关系。唐初府兵制基本上仍系承襲拓跋魏、楊隋以來建筑在農村公社及其相适应的均田法基礎上的旧制。武后时,由于商業資本开始作空前的發展,庄園經济普遍發达,均田法便在農村内部土地私有化和大土地所有者進攻的过程中加速趋于崩潰,府兵制也就随之瀕于瓦解。唐政府为了挽救其軍事統治     

唐代藩镇军队的统兵体制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建立了以神策军为核心的北衙禁军。地方上从内地到边疆建立了藩军。唐代藩镇军制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其各个藩镇内部的统兵体制,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方镇治所州的牙兵(衙军),二是方镇属下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三是州下各县的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若干小的军区。     

唐代缘边政府的涉外行政事务管理权能

唐代的边境地方管理机构主要由作为地方行政系统的道、州、县等；作为军事与边防系统的道与军、镇、戍、关等；作为边境镇抚系统的都护等；以及其他有关的使职和中央派出机构等四个系统所组成。缘边的地方外交管理就是由这四个系统分别负责、协同进行的。其中以缘边地方政府的外交管理权能最为突出，唐朝中央政府赋予其广泛的、重要的对外权力，诸如外交使节之迎送、对外交涉之办理以及各种涉外事务之管理等，从而使其成为唐政府的外交门户，为唐代外交管理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唐会要》卷６８《刺史上》载，唐太宗曾说：“前代帝王，称…     

论析地方政府债务成因与建议

本文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界定出发,概括了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分析了其成因,并从合理界定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完善分税制改革以使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分类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对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提出了一些建议.     

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

在唐代的州级官员中,明确具有与军事行动相关职掌的官员是刺史,州级具有一定的军事职能。唐代刺史的“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并非虚号,而是与刺史的军事职掌及州级的军事职能相符的。唐前期,刺史对州郡兵的军事权力有限,刺史对州郡兵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普通州级对州郡兵的军事职能较弱,中央拥有对军事的绝对领导权力。唐后期,在藩镇长官兼治所州刺史的情况下,这些刺史拥有对州兵的绝对军权。而属州刺史对州兵的权力也根据不同情况,而有强有弱。同时,刺史还参与府兵、镇兵、团结兵等兵种的管理和领导,并参与募兵。     

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

军队与军制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更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对于兵制方面的研究,诸如府兵、兵募、健儿、团结兵等,涌现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地域军事的研究则非常薄弱,尤其对于唐王朝国命所系南方的地方军队--土军,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不能不是学界的一大憾事.本文拟从唐代南方"土军"的构成着手,探讨南方地区出现土军的"团练化",统领官员的"文职化"以及军力"薄弱化"的问题.     

唐长庆销兵政策平议

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为宦官所杀,穆宗即位,采纳了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次年(长庆元年)卢龙朱克融、成德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再失河朔。旧史(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把此归咎于“销兵之失”。已故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则认为元和用兵与长     

北宋乡兵征募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北宋政府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边境地区,乡兵规模十分可观.乡兵的征募分为征籍制和招募制两种.征籍制属于强制性义务兵役制,招募制则有募兵制的特点.征籍制乡兵数量虽然庞大,但与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松弛,很难激发其战斗力,徒有虚名.北宋政府通过授田等方式招募的乡兵与政府的经济依附关系紧密,因而战斗力较强,北宋中后期,招募制乡兵的军事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北宋王朝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     

从朝集使到进奏官——兼谈中国古代的“驻京办事处”

朝集使和进奏官分别在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朝集使到进奏官的变化,不仅是唐代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更是唐代社会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演变的缩影。若将时段拉长,把朝集使、进奏官同战国秦汉以来即存在的上计吏加以对比考察,还可从中窥探中国古代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的历史演进。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江南地区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在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文化上的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国家权力的消长

跨国公司和国家权力的此长彼消,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伴随着自身力量的日益强大,跨国公司向国家权力发起了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挑战。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综合实力不同的国家,同跨国公司的关系、受跨国公司权力的影响也不同。发达国家与跨国公司的权力几乎是同步增长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既因跨国公司本身的性能、战略、作风而异,也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体制、政策、环境密切相关。     

辽金文学研究与宋元文学研究

辽金先后与两宋并列对峙, 辽金文学后来又融入元代文学之中, 这是辽金文学独特的外部文学环境。因而, 将宋辽金元四代文学综合在一起研究, 不仅有利于拓展辽金文学研究的领域, 还能揭示宋元文学中的有关问题, 对推动宋元文学研究有突出的建设性意义。一、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金代文学辽代文学与北宋文学相隔遥远, 两者之间交流不多。但在有限的交流中, 可以看出两者的联系。由于两者水平颇为悬殊, 引人注目的自然是由高向低———由北宋向辽国———的输入。这种输入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是图书、典籍的传播。使辽归来的苏辙曾上书朝廷, …     

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

文章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本质。通过对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表象及生成原因的分析,认为城市化不是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如果仅把提高城市化率当作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新的“二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边是少数富人,另一边则是穷人,而这是有违城市化初衷的。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知识经济与广州城市性质功能定位

本文认为，面对２１ 世纪和知识经济时代，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的定位必然产生变化。广州要发展，必须发展知识经济，确立由４ 个系统组成的广州知识经济创新体系，确立教育和科技产业成为知识经济产业的一个支柱部门，成为广州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为此，广州城市性质与功能应该定位为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教育科技城和以知识经济产业为主体的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国内外足球运动员技战术素养的比较研究

从移情作用的概念出发,首先阐述了对移情作用的认知,接着进一步从认识社会和跨文化交流方面论述移情作用的重要性。移情是美学研究中很重要的概念,推及到其他方面也可以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在此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     

论党员行为规范与党风廉政建设

党员行为规范历来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过去人们说到党员行为规范,多只理解为党章和其他的党内法规,其实,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应当将党规党法以外的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法律和道德纳入党员行为规范体系。党员行为规范是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和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高度重视对自己党员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进一步强化对党员行为的规范是新形势下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迫切需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新形势下党员行为规范的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党的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