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传统智慧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思想精华和合理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来源,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传承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从“经世致用”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一多统一”到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从“循序渐进”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从“重视整体”到整体思维与协调发展相结合、从“贵和尚中”到和谐相处与求同存异相结合、从“知行合一”到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等方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传统智慧,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更广阔的视野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前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应用,不能用前者否定后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群众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必须把“顶层设计”同“摸着石头过河”统一起来.     

“三位一体”：习近平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政治基础、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的“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显著特质。对毛泽东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评价,驱散了思想政治战线的迷雾、廓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地坪并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布局出发提出“中国梦”的顶层设计,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设定了基本奋斗目标,而且凝聚了最广泛共识与力量、建构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与向心力;“四个全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性原则、实践逻辑的转换以及强烈的问题导向。     

“源流”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再认识

从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关系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发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确立于苏联,发展于中国,出现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根据这个新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的历史研究,第二步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史中抽象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通过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范式下进行理解和把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引领下，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与实践创新成果高度彰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相结合的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推进历程及其显著特色，鲜明地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总范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创新和拓展着中国式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实践样态与理论空间。     

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来龙去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讲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时均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也明确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那么,“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究竟是如何提出来的?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     

“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

“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把握“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是理解其生成逻辑的前提,正确理解“两个结合”的生成逻辑又是明确其价值导向的依据“。两个结合”的内在结构既包括整体性的逻辑关系,也包括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两个结合”的出场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展开的结果,它充分体现了通过“化学反应”发展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通过“溯源追问”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通过“思想解放”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通过“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性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福建孕育与探索的三重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福建孕育与探索的三重逻辑,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的实践导向性、科学真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从实践逻辑上看,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法治建设是回应经济社会转型诉求的坚实保障,形成了关于市域、省域法治建设的科学认知,从而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孕育积累了深厚的制度经验;从理论逻辑上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党的领导、法治为民、科学立法、依法行政、政府服务、法治经济等六个方面的重要论述,深刻解答了“谁来领导法治、法治建设为了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等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贡献了典型的“福建智慧”;从历史逻辑上看,从福建经验到中国实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孕育、发展并不断丰富,这一伟大历程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守正创新、日臻完善的厚重底蕴。     

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以辩讧的眼光看待前后两个三十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就实践而言,前三十年的实践是后三十年实践的前提,后三十年的实践是前三十年实践的发展;就理论发展而言,如果后三十年的理论创新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史”的话,前三十年的理论探索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前史”;就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而言,离开前后任何一个三十年,都很难理解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和基本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实践上探索的最大成果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上探索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发展是一致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中确定主题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确定主题到初步开辟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六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形成和不断完善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深化和拓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是: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相结合,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