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与“有为”的平衡——法家法治思想之当代启示

法家主张锐意革新、厉行变法的"有为"而治。其实,在治国方略上,法家也有其"无为"的一面。但是,法家所制定的法律并没有对君主有任何约束性的内容,法家的"无为"也只是服务于君主专制和独裁的需要。因此,在实践中法家所倡导的"无为"就不可避免地沦为君主专制和独裁的工具。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实践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应将国家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并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应在立法上明确国家无为与有为的界限,在"无为"与"有为"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     

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

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加强法治建设的今天，历史上法家的法治理论和实践，作为文化资源（或思想资源、思想资料）应该加以研究，对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应该研究。本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这个话题，做了几点重新思考：第一，法家确认法治优于人治，是很了不起的；第二，整治新权贵阶层自身，是法家法治的重要方面；第三，关于法家的人性好利论；第四，无视个体生命价值，是法家法治的致命问题。     

从“以法治国”到“道德自律”——法家的发生逻辑与理解方法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未来的社会制度有两种相互联接、特征各异的实现形式。一是法治秩序的最低实现形式,即＂以法治国＂,那时,法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特殊规则,法律替代道德,法律规范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风俗。二是法治秩序的高级实现形式,即＂道德自律＂,那时,法律规则在社会生活中逐步转变为人们不加思考的个体习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具有特殊的存在价值,其局限与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包拯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包拯的"以法律提衡天下"法治思想在法令的稳定性、断案独立性、执法公正性和反腐的严厉性都有体现,这种法治思想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将法治思想应用于其从政实践中。对今天来说,包拯的法治思想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精华部分依然是我们传统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目前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包拯法治思想值得我们去借鉴其精髓,融汇成现代的法治精华,并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的发展。     

法家“法治”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法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学术派别。法家"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历史条件下,用现代眼光对中国古代法家"法治"理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法家思想衰亡原因的法理学思考

从法理学视角探讨法家思想衰亡的原因,认为在立法思想方面,法家视法律为工具,片面强调法律的作用,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法律实施方面,法家思想从重刑厚赏到以刑去刑的转变,无视社会形势的变化;一味推行文化专制,是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分析其原因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家法治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果与启示

法家的法治主义既体现出变法革新的有为主义一面,同时也倡导法治下的无为而治。然而,法家之法并不包含对君主国家的限制性内容,法家之无为也仅仅是出于君主专制便利的考虑。如此一来,在实践上法家法治下的无为而治就注定会成为君主专制的刑罚工具。法家法治主义的失败警示我们,将国家权力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使其在有为与无为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是当前“依法治国”进程中必须加以注意的一项内容。     

试论邓小平理论中的法治思想

在西方,最早对法治作出较系统理论阐述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中国,法治最早是由先秦法家提出,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法治作为一种“根据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治国方略,既与人治相对立,也不同于法制。法治思想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的主导性思想是精髓;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思想是保障;普及法制教育思想是基础。     

清末对法治局限性的认识

清末,在有关法治的喧嚣声中除了赞美和肯定,也夹杂着着一些谈论法治局限性的声音。清末有关法治局限性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的批评;另一类是质疑西方法治可能走向只重视法律而忽视个人道德的道路,最终会导致个人道德低下;第三类则是根据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对近代西方法治彻底否定,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法治。     

一种新解读：论法家学说的政治视角与法治视角

法家学说是一种古典形态的政治思想体系,法治思想是其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与法治分属不同场域,并非以任何一端覆盖另外一端的关系。法治不及以及法治脆弱之处,便是政治活跃的地方;法治主常,政治主变。法家学说明确区分了以"君"的"术""势"为核心的政治与以"法"为核心的法治,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关系。法家并不寻求以法治完全约束君权,但始终强调君权不得干预法治之公正落实。政治之隐蔽与诡诈,同时伴随着法治之公正与光明,构成人类政治的黑白两面,缺一不可。这不是某种伦理立场或道德倾向所能改变的,这是人类政治的宿命。法家企图通过新君主来缔造法治理想国的理论设想,无法实现。他们的悲剧命运带有历史必然性。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试论法家法治思想的精髓及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治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党和国家强调的工作重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将法治建设推向历史的最高点。作为我国古代最早论述“法治”的重要思想派系，在政治实践方面法家思想对古代和现代的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家这一思想派系的精髓进行有目的的梳理，从而探究其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要义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仅要重视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强制主导作用,也要重视社会和民间层面的基础配合作用。在我国语境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词,实质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中,我们所要弘扬的"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精神。     

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韩非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他创立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对他的法治思想的介绍,以说明他的思想对于当今我国建设法治国家重要的借鉴作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国优秀法文化的创新转化

优秀的中华传统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中国优秀法治文明，与现代法治并不相悖。国家富强的目标、奋力改革的取向、德法并治的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并构建适应中国人民生活的法治模式。人民取向的法治观、平等的法律保护、“天下大同”的法治视野，又成为现代法治创新的重要智识资源。     

立法先行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我国的法治体系尚未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推进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首先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因此,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为此,对立法先行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做了几点思考展望:一是以"以人为本"法律观引领法律体系的完善;二是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三是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荀子儒法合流思想的影响

荀子是先秦时期的一代儒学大师,他大胆吸收别派主要是法家的合理思想,极大地改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体系,形成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体系,他认为,礼治需要法治的辅佐,法治需要礼治的指导,二者可以在政治和法律层面上交融互摄,从而开启了儒法合流的先河,对我国古代在思想文化和治国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因而其法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者在为何实行法治（法治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法治（法治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法治要达到什么目标（法治的最终目的）等许多方面尚存在重大分歧。分析、研究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慎到--从黄老到法家转折性的关键人物

法家和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慎到把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以及道家争取民心而"有天下"等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其理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法理学说,系统地提出了权势论、法治论和君臣论等法理论,对后期法家理论走向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慎到是从黄老到法家重要的转折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