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金牛”比“铁公鸡”更有价值吗?

以2000年～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与公司价值呈J形非线性关系:对于分红的公司,公司价值随分红水平的提高而增加;而对于不分红的公司,其公司价值虽低于高分红的公司却高于低分红的公司.该结论在考虑宏观经济周期及微观公司特征后依然成立.基于美国市场,以理性人为前提的股利政策理论无法对中国股市J形关系提供直接证据支持.尝试将非理性人假设下的错误定价理论和传统的股利信号理论相结合并扩展股利信号理论中信号的不同内涵,为J形关系提供经济解释.不分红和高分红分别传递出公司高成长性信号和良好经营前景信号,投资者倾向给其高估值.进一步研究表明,正向反馈交易、博彩偏好和套利限制导致投资者对分红信息反应不足,加剧了异象程度.相关结果为政府制定合理政策引导上市公司分红提供了新思路,并对促进股利监管制度的动态演进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阶段的国企分红:来自上海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发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中央企业向中央财政缴纳国有资本投资收益.这其中包括了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获得的股利、股息收入.那么在该办法出台后,国有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与以往相比是否有所变化?本文以2006年和2007年国有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相关的对比分析.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股利

学者们围绕公司代理问题与现金股利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所得结论不尽相同。结果模型认为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越少,而替代模型认为治理质量较差的公司倾向于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以保持良好的声誉。在公司股权结构集中的情况下,公司代理问题主要存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探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不同导致公司代理问题的差异,从而对公司股利政策产生影响。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采用Tobit模型考察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借鉴Fama and French的价值回归模型测量代理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可能性较大,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代理成本,股利支付率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成正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协同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缓解代理冲突的必要性较小,股利支付率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减少。同时,与控股股东协同效应较强的公司相比,当控股股东表现为利益侵占时,公司支付现金股利的治理作用较强,现金股利的价值效应较大。 基于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价值两个维度的研究结果表明,替代模型对于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具有适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对中国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分红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产品市场竞争、控股股东倾向和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利用我国沪深两市的4093个公司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查了公司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控股股东现金股利分配倾向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具有偏好现金股利的显著倾向,并且这种倾向不受股东性质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偏好现金股利的倾向在高产品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更加显著,控股股东要求支付更多现金股利的倾向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通过运用代理成本理论和股利"掏空"理论对结论进行分析,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起到了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作用,可以较好地抑制经理层的道德风险和控股股东通过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掏空"。     

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与IPO前媒体报道

媒体通过信息传播功能满足投资者的治理需求,在IPO前起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但国有股份所释放的政策信号会与媒体的治理效应产生替代性。基于2009年至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869家IPO样本数据,采用横截面数据的OLS多元回归和分组回归等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媒体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因及治理效应问题,并验证国有股份的存在对其治理效应的替代性。研究结果表明,代理成本与媒体负面报道比例正相关,该结论与代理理论的逻辑相符,即公司IPO前媒体可以通过信息传播降低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公司媒体的治理效应更加明显。将政策信号纳入考虑范围后,相对于存在国有股份而言,无政策信号组媒体弥补信息不对称的治理效应更为突出,表明媒体的信息传播效应会被国有股份的政策信号所替代。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研究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深受监管机构和投资者长期关注,对于公司内部治理和价值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出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大背景下,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深A股市场股利分配政策同群效应的表现及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和实施股利分配政策时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同群效应主要表现为行业内小市值公司对大市值龙头公司的跟随效应。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行业内大市值公司会按照行业惯例在非现金股利分配方面表现出同群效应,而行业内小市值公司更倾向于跟随行业标准在现金股利分配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同群效应。公司调升和调降股息率对于行业内其他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具有异质性。本文进一步从信息优势和行业竞争两大假说的基本假设出发,对同群效应的成因进行讨论。本文的研究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制定股利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07-2012年沪深两市16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上市银行股权结构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与现金股利政策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股权集中度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越高;国有控股股东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且国有股比例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就越高。     

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

代理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是国有企业收益分配和公司治理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运用2003~200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与高管人员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相对非国有最终控制的公司而言,国有最终控制公司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而支付现金股利可以显著降低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程度。这表明国企分红在抑制在职消费的同时,减少了代理成本。这为我们从优化公司治理、约束管理层代理动机角度思考国有企业收益分配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后MBO上市公司进行高现金分红了吗

后MBO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现象是公司股利政策和MBo研究的一个交叉点.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后MBO上市公司偏好现金股利.支付现金股利的公司家数占比、现金股利支付水平都高于上市公司总体.股票股利支付水平平均也高于总体.后MBO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与公司现金流量、资本公积金累积、资产规模等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未显著影响公司的股利发放.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否定了MBO会导致公司高现金分红或称"恶性分红"的命题,认为MBO公司一直实行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股息分配,并未因股权变更而改变股利政策.这对进一步研究该类公司的治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现金股利政策、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

从现金股利代理理论的视角考察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经济影响,为资本市场股利政策改革提供重要依据.基于2004年至2012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管理费用率、资产周转率和其他应收款占比度量上市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和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现金股利通过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显著降低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继而提高上市公司绩效,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现金股利影响公司绩效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现金股利政策从总体上表现出治理效应占优.适度的现金股利不仅有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     

行为金融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解释

上市公司为什么要支付股利?美国学者Baker和Wurgler从行为公司财务角度出发提出了股利迎合理论,该理论放宽了MM股利无关论中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假设,认为如果市场是有效的,则现金股利政策应该由企业特征决定;如果市场不是完全有效的,则理性的管理层会为了提高股价,迎合股东对股利不断变化的偏好.结合股利的迎合理论,融入新近出现的股利的生命周期理论的思想,基于沪深两市2000-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我国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引入现金股利溢价指标,研究了公司股利支付意愿与现金股利溢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对处于同一生命周期的上市公司而言,投资者的现金股利需求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倾向有较显著影响,但其影响程度不及盈利能力以及股利政策连续性指标强;面对更高的股利溢价时会更倾向于支付现金股利.研究证明,股利迎合理论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中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的探索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建立时的种种弊端,形成了我国独有的股利分配的特点,许多上市公司长期不分红严重损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强制分红措施,这必然促使一些上市公司一毛不拔股利政策的改变,进而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所谓股利政策是指股份制公司对股利分配有关事项所做的方针与政策,其实质就是解决留存和分红的比例关系。因为股利的发放,既关系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又关系到公司的未来发展。公司股利政策历来是证券市场经久不衰的炒作题材,也是影响股票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合理的股利政策对公司的各利益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能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本成本,帮助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连续稳定的股利会向市场传递关于公司未来前景的正确信息,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激发投资者对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分析

所谓股利政策是指股份制公司对股利分配有关事项所做的方针与政策,其实质就是解决留存和分红的比例关系。因为股利的发放,既关系到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又关系到公司的未来发展。公司股利政策历来是证券市场经久不衰的炒作题材,也是影响股票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合理的股利政策对公司的各利益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能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本成本,帮助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另一方面,连续稳定的股利会向市场传递关于公司未来前景的正确信息,树立良好的公司形象,激发投资者对公司持续投资的热情,从而使公司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条件和机会。     

制度环境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股利政策是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核心之一,而股利政策中的现金股利是证券市场成熟的国家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股利支付形式。就制度环境而言,国外关于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多从法律保护程度着手,提出股利是限制内部人攫取外部人利益的有效手段。然而,比法律制度更为广泛的制度环境可能会显著影响公司分红行为。本文采用2006-2011年沪深两市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OLS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制度环境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法治水平)可以显著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浅析国有控股公司股利分配因素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国有控股公司的股利分配现状,指出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现金状况、治理结构四个因素对国有控股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均有所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减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模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程度最大,提出完善国有控股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几项拳措。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信号传递效应的研究综述

股利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在股票市场上股票的价格(企业价值)由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筹资决策决定,即由企业的盈利决定,是企业收益的资本化。由于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金股利可以作为内部管理者传递给外部投资者的可以信任的信号,也就是说公司的股利政策可以向市场传递有关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信息,该理论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较多的支持。但该理论是否适应中国的股利政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出现了不少成果,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数目的不断增多,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也显得更加有意义。笔者在对这方面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