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的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市场、社会以不同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政府凭借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对平安协会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通过自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通过志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借助平安协会这一平台,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能够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打破了传统政府管理的一元格局,形成了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推进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组织只有保持与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自身赢得更多发展资源与空间。社会组织自治力量的成熟,不会形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我国社区警务建设中群众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警务是世界第4次警务革命的产物。人民警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范,共同维护社会治安是我国社区警务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解当前我国社区警务建设中群众工作的现状,笔者对长沙市部分社区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当前我国社区群众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加强我国社区警务建设中的群众工作,社区民警应通过加大对群众的宣传教育的力度,加强对群众的组织工作等途径来开展社区群众工作,共同维护好社会治安。     

欧盟农药包装废弃物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典型模式及其启示

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和“协同驱力—协同结构—协同过程”分析框架，发现欧盟在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实践中构建了“政府规制—行业协会主导”的多元共治机制。政府通过赋权增能，将公共服务职能向行业协会转移，行业协会联结多元主体建成农药包装废弃物协同治理体系；在契约机制约束下，参与主体职责边界清晰、紧密协作配合，促成社会及市场间的多方联动；依托资源的整合配置、行为的激励约束以及严格的全过程监管，重塑并优化协同系统。成员国因地制宜破解难题，形成了法国农业废弃物一体化管理、波兰“行业协会+规模农场”数智化运营、德国“农药分销商+规模农场”预收登记等典型模式。借鉴欧盟经验，从创新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小农户协同参与能力、健全协同治理制度、强化治理技术支撑、重塑主体文化认同等方面，探索建立农药包装废弃物治理长效机制。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政策网络理论为构建全新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及解决如何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容纳不同利益主体、化解多元矛盾等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为此,运用政策网络理论从政策网络分析的治理意蕴、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政策趋向和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政策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以期为地方政府构建一个多元参与、公平高效、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     

白下创建治安新模式：“自治物管”群防群治

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建立健全群众性自防组织，发展治安防范中介组织，不仅是强化社区警务、深化平安创建、推动治安防范工作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公安机关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能力、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平安创建活动中，白下公安分局建康路派出所以社区为依托，在全市率先推行“自治物管”的群防群治模式，在社区形成了“家家参与防范，人人共享安宁”的良好局面。     

新时期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石狮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为例

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治理工具的创新。便民服务热线依托自身特有功能在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分析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石狮市12345便民服务热线的实践经验,分析了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强化政府责任,推进现代化建设,构建长效机制;联合多元力量,营造现代化氛围,构建协同机制;培育公民意识,增进公民参与,促进现代化发展等措施,以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和现代化发展。     

乡村治理如何有为、有效？——全国92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以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推广的92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引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战略引导；二是地方为满足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发展而进行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逐项难题。文章从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治理体系、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党建统领，构建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三治融合”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多主体参与；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推动乡村治理实现长效化；通过聚焦乡村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治理变革。基于此，文章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有三大机制，即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机制、问题导向—实践需求机制、综合创新—长效运行机制。把握三大机制可以帮助各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有效模式。     

当代女性与中国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治理的"调和"、"多元"、"互动"等特征,决定了女性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女性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参与领域不断拓展,参与方式日趋多元,参与机制不断健全,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培训机制,加强女性干部的发现、培养、选拔及任用,加强女性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意识.     

公共危机事件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多元协同社会治理的合理肇端;其二,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潜在"动力";其三,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全面平台。     

“公众参与”与我国区域水资源网络治理创新

我国的区域资源治理存在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双失灵的情况,公众参与的水资源治理存在着意识、动力与能力的约束,与此同时水资源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维属性决定了水资源多元参与的必要性。公众作为参与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应该被关注。文章提出了基于个体、组织与跨区域的公众参与的网络治理与层次。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治理的模型,提出了我国公众参与水资源网络治理创新模式构建与实施路径,包括要引入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权威的参与,调整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以及创新地方公众参与制度。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优势·矛盾·对策

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在党领导和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既符合现代生态治理多元共治的基本要求，又突出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具有巨大优势：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提供多元共治的制度保障；坚持人民利益宗旨，凝聚多元共治的各方力量；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提高多元共治的协同程度。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矛盾：生态治理任务的长期性与治理使命的接续性矛盾，生态治理观念的全局性与治理职责的区域性矛盾，生态治理成效的滞后性与治理考核的时效性矛盾，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性与治理实践的复杂性矛盾等。要解决这些现实矛盾，可将生态治理长期规划与短期计划相结合，将生态治理全局视野与区域目标相结合，将生态治理长远目标与当前实际相结合，将生态治理管理创新与科学执政相结合。合理解决这些矛盾，不仅能推动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也能培育和提高干部、公民、企业等主体的现代素质和生态治理能力。     

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Web2.0时代是社会治道变革中的重要变量,多元参与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被重新定义,“Web2.0版社会治理”引发出了一系列深刻思考。在Web2.0时代,权力结构需要再平衡,社会安全问题异常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亟待健全,社会思潮流变空前活跃,社会治理面临着虚拟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因此,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通过推进治理理论中国化、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完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等途径实现再造与重塑,才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     

新加坡城市治理的特色及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城市治理面临八大问题。新加坡城市治理全球著名,其城市治理的特色主要有:严格依法治理,重视交通治理,重视绿化建设,重视民生建设,社会治安良好,加强种族融合,重视公众参与,官员廉洁守法。新加坡城市治理对中国城市治理的启示主要有:转变理念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严格依法治理城市,重视环境和交通治理,加强民生建设,重视社会治安,重视社区自治,扩大公众参与,严惩腐败。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分析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确保公共危机的顺利解决。     

数字赋能与创新构建：打造更具韧性的城乡治理共同体

数字技术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治理方式变革成为提升城乡治理共同体韧性的全新范式。立足数字赋能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制，提出“融”+“集”社会治理共同体、“促”+“提”经济治理共同体、“规”+“推”环境治理共同体、“控”+“管”应急治理共同体的多元创新框架。从以精细化为着力点，加强数字乡村部署；以信息化为推动点，赋能数字治理决策；以质量化为实践点，推动智慧农业转型；以持续化为发展点，构建城乡治理保障体系的角度，提出数字赋能打造更具韧性城乡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论大数据警务及其法律控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在警察执法中广泛使用。基于此,文章运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大数据警务的技术逻辑、实践运用、社会风险及法律控制。研究表明,在大数据警务实践中,“脏数据”往往导致公民平等权保护受到威胁；警察机关大量归集、处理和使用个人数据,对公民个人信息隐私造成侵犯；算法系统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导致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为了防范大数据警务系统的异化,我国应当制定警务数据采集规范,确保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建立警务系统评估机制,定期检测系统存在的风险；赋予公众算法解释权,强化事后的监督问责。      

社会资本范式下农村城镇社会治安管理研究

城镇化对农村社会治安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影响。但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公共安全需求与基层派出所警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显。要构建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创新农村城镇社会治安管理模式是关键。而管理创新离不开村民自我管理和主动参与意识的培养。通过社会资本范式分析村民自治意识,对创新农村城镇社会治安管理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多元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治理资源是否配置合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文章在梳理了乡村治理主体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凭借各种资源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行为关系及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有效路径。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