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家园的寻求与失落——论曹禺的《雷雨》和毕基初《魔鬼的纸牌》中的“母子恋爱”情结

20世纪初期 ,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在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审视之下 ,受到现代作家最为严峻的拷问 ,曾被封建礼教所不容的封建大家族中的“小母亲”和“大儿子”之间产生的恋情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被现代作家重新审视 ,成为作家否定摧残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 ,肯定女性正当人性追求的武器和瓦解与颠覆男权文化中心话语的注脚。     

论《边城》中“父”的观念与意识

从沈从文先生写作《边城》时候“即为人夫将为人父”的生活状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发现作家在行文中对主人公“翠翠”的父系血亲做了模糊处理,翠翠与其外祖父相依为命,与其母亲同病相怜。作家在减少翠翠父母对她影响的同时,选择其外祖父作为作家思想的传达者,这基本上都表现出一种父的观念和意识。作家并不刻意强调挑战传统伦理道德,他只是展现人性的健康状态、常态美好。     

《聊斋志异》中女性鬼狐形象二重性分析

《聊斋志异》中有众多特色鲜明的女性鬼狐形象,她们身上集中表现为二重性：既是落魄才子心目中的红颜知己,又最终逃脱不了封建社会女性的最终宿命;既有丰富而又真实可信的“人性”,但最终又回归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理性;既至情至性又至善至孝。     

潜在威胁与邪恶人性——从《房间》看品特伦理观

伦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文学家和评论家一直随试图透过文学作品表达和揭示对人类伦理道德的探询与关怀。本文从伦理学的定义以及伦理与文学的关系出发,探讨品特作品对社会、伦理方面问题的再现,反映作家对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状况的担忧,着重分析作品中以入侵威胁为表现形式的伦理道德危机的表象、原因和结果,揭示作者对人性本身的思考和对人类伦理道德的关怀。     

《边城》:人性美的构筑

“人性”在沈从文心目中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边城》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作家一砖一瓦地堆砌他的理想家园,看到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探索。《边城》深刻表现了作家对“美的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理想的倾心追求以及对于潜隐的人性悲哀的揭露,而这一切无不植根于其对理想家园的建构。     

《雷雨》与《群鬼》婚恋关系比较

曹禺的《雷雨》和易卜生的《群鬼》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都有对婚姻关系或恋爱关系的描写,在人物之间的基本关系上,两部作品中的婚恋关系的设置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揭示出资产阶级青年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的无奈和彷徨,以及社会旧秩序对人性的泯灭。但由于作品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剧中人物经营家庭的理念和方式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人物的婚恋关系上也就呈现出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下婚恋观念的差别,也反映出作品主题的差异。     

从蒂姆·温顿的《浅滩》看人性的“搁浅”

《浅滩》是澳大利亚作家蒂姆·温顿的迈尔斯·富兰克林奖获奖小说。目前,对该小说的研究多局限于其生态主题思想,而对其揭示出的人性阴暗面的主题鲜有涉及。本文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善良、积极向上”的理论, 以文本解读的方式剖析小说中暴露出的人性的自私、贪婪、冷漠、盲从和无知等五种“搁浅”现象,而要解决这五种人性“搁浅”的问题,唯一有效的途径是解决生存问题,以真诚和信任为基础建立一种和谐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有利于人性的自我完善。     

从话剧《归来》看鲁彦周的婚恋书写

情爱叙事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一直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鲁彦周话剧《归来》却较好地平衡了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之间的关系。在话剧中,作家从女性主体意识的遮蔽与觉醒、传统婚恋观的解构以及对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反思等角度揭示着他的婚恋书写,从中渗透着作家对两性关系及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城之恋”结构模式的多向度展开——《边城》、《倾城之恋》、《围城》的对读分析

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部以"城"命名的著名小说,"城"既是实体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隐喻和象征的载体。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对读分析,可以发现"城之恋"的结构模式在这三部小说中,既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又呈现出多向度的展开,彰显出来三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困惑,同时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文化选择和艺术运思方式上的歧异。     

清规戒律难禁凡心:《玉簪记》与《桃花庵鼓词》的对比

明代高濂的《玉簪记》和清代佚名的《桃花庵鼓词》同为道姑入庵出庵故事.由于两者产生的朝代不一样,相同的是两者均肯定女性追求个人幸福,反对宗教清规戒律,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不同点在于《玉簪记》没有走出媒妁之言封建婚姻规范的约束,《桃花庵鼓词》则大胆冲破宗教清规戒律,封建伦理道德.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论孙健忠《舍巴日》中的乡愁乌托邦建构

湘西作家孙健忠在作品《舍巴日》中展示了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下,土家族人“身土合一”被打破的生存现状。孙健忠通过构建乡愁乌托邦,秉持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理念,在缅怀与留恋传统社会的同时,展望了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图景,以期在此路径上实现土家族人甚至整体人类的完整人性复归,并进一步探求现代社会美好发展的可能性道路。     

《金锁记》的伦理世界

从伦理学角度观照《金锁记》可以看出,七巧的悲剧实际是在婚姻、金钱、情欲的三重枷锁下人性的毁灭和扭曲。通过对人物的毁灭的伦理分析,实现对封建伦理道德尤其是封建贵族文化的理性批判。     

"感情引导我们陷于错误"——重释《钦差大臣》

果戈里《钦差大臣》的戏剧基础是“误认”,具体体现为“认同他人的失误”和“在事物中只看到自己想要发现的”。这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深刻揭示。1842年修订版中出现的“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不仅提示了艺术与生活的真实关系,也使戏剧舞台延伸到观众。果戈里《钦差大臣》的一再修改,体现了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创造坚实作品”的努力。     

张爱玲《小团圆》中的"胡张之恋"——兼谈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张爱玲的自传式小说<小团圆>再现作家挣扎于"痛苦之浴"、维护女性"人的尊严"的艰难历程,对胡兰成<今生今世>陈腐的性别观及封建婚姻观进行现代解构;在勇敢正视痛苦的生命感觉同时,表现出作家对爱情婚姻这一人类生存问题充满了矛盾与无奈.     

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灵魂深处的人性本真--解读铁凝的小说《对面》

运用弗洛伊德关于意识与潜意识的理论解读铁凝的中篇小说《对面》 ,分析作品所展露的男性的原欲世界 ,男女主人公的潜意识 ,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持久战 ;进而对作家新颖大胆的写作角度予以充分肯定 :从性的视角考察人性本体 ,通过男性弱点的自我暴露、审视和批判 ,对人性的探究深入到潜意识层次和性心理层次 ,揭示了人物灵魂深处的人性本真 ;最后探讨小说深邃的文本意蕴和标题的多义性     

依靠冲突解剖人性的《屈原》

解剖人性是文艺作品干预现实的重要手段 ,现代卓越戏剧家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 ,主题之一便在于解剖人性 ,可称为抗战时期的“人性透视片”。它依靠矛盾冲突剖析的人性内涵 ,主要包括三大类 ,即歌颂劳动人民的爱国和坚贞人性 ,揭露侵略者的扩张和卑鄙人性 ,批判独裁者的专制和媚外人性     

《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哈姆莱特》

厄普代克长篇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重构了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颠覆了后者中的人物关系,把“被说者”变为“说者”,“说者”变成了“被说者”,从而传达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家对历史、善恶尤其是女性问题所做的辩证性思考。     

“问渠哪得清如许？”——也谈《背影》里的“背影”

蒋济永先生《 <背影 >里的“背影”解读》将“背影”解读为“母亲的形象”的观点及其“泛性论”的批评方法值得商榷。笔者从作家的创作方法、直接动机、叙述细节、审美心理四个层面分析所得结论是 :假如将朱自清的散文看作浊浊尘世中的一湾碧影 ,他在散文中所饱含的诗学理想和至真至美的情感就是那源源而来的活水 ,加之作家对自我的反省和对人性的反思的表现 ,使作品中处处弥漫着人性的温馨。笔者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解读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