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法治的根基在基层,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和途径。因此,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应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根本逻辑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均衡协作与有序互动;而从静态来看,它又内含着彰显法律权威、规范社会事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等形式、程序和实质向度的基本内容。在实践中,应通过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进行社会治理立法、鼓励民众有序参与和加强法治文化培育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市域社会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以警务网格化管理为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社会治理手段的创新,在市域社会治理中推进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实现政府治理和自我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市域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在我国不少地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依然存在权责边界模糊、选拔考评机制不完善、网格员法治思维欠缺、多方数据平台缺少联动机制等现实问题.在公安工作中推进网格化基层治理工作,探索市域社会治理新维度,这对于深入推进基层治理规范化、法治化,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理论蕴含、实践探索及路径优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矛盾愈发凸显,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升级与迭代也给市域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明确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蕴含及优化路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要把握其理论意蕴,更要着眼于实践进程中形成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构建"一核多元"的市域社会治理的政治引领体系,科学完善市域社会治理法律体系,形成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技术支撑体系,打造优质高效的市域社会治理法治服务保障体系.     

城市治理法治化:原则与路径

我国城市从"管理"发展到"治理",是一个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过程,我国城市治理法治化具有深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在城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需要确立尽量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原则、民主化原则、社会化原则和科学化原则。城市治理法治化,还要处理好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各个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对物的治理与对人的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治理现实社会和治理电子网络社会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治理的四部曲:资源治理、规划治理、建设治理、运行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条、块治理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建设法制设施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协同性关系,处理好城市治理中法律手段和非法律手段的协同性关系。     

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推进路径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如何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则成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回避且须精心应答的重要考题。秉持精细化、实用化、特色化思路引领,凸显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特性的“良法”以及建立在对其普遍遵守与执行基础上的“善治”是现代化语境下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立法中部门利益倾向明显、精细性不足、与改革互动效果不佳、政府无限度兜底、社会普遍性违法等是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推进中的现实障碍。当前,应以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为总体推进思路,以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理路贯通为具体推进路径,确保信用建设与信息共享保障机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实施,全方位驱动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法治化语境下的基层矛盾化解路径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大批社会经济体蕴育而生,社会分工带来效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层级的分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多元化诉求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叠加,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集中突显。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法治化视角,梳理基层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基层矛盾化解的当下情境及瓶颈制约,进一步涵养法治文化,完善多元化解协同治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对于规避社会风险,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治理法治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推进策略

近几年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村治理法治化取得很大进展。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影响、乡土社会制约、行政权和自治权冲突以及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没有理顺等原因,导致农村治理法治化在实践当中存在不少障碍。破除这些障碍,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逻辑与主要启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治理"一词显然是一个结合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意涵和"治理"的现代含义双重内涵于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仍然可以用它来观察新中国7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从这一视角来看,70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管控型基层社会治理、管理型基层社会治理到治理型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决定的,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一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内在逻辑。这一过程昭示我们,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作为优先方向、必须坚持法治化方向。     

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和实践启示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践行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以达至社会治理的最终愿景。社会治理以多元治理取代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为特征,在社会生活领域实施现代治理。在治理过程中,社会治理通过优化公共服务、创新公益事业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治理的基础,以标准化建设、幸福感评价、新媒介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增强治理的能力,在不同领域共同增强社会治理的成效,对推进社会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政府管理模式单一,社会管理依法行政理念缺失,社会组织发展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和约束,司法职能不能有效发挥,农村社会缺乏现代化法律文化支撑。对此,应完善社会管理法制建设,为农村社会管理法治化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加强社会管理法律机制建设,为农村社会管理法治化提供程序性保障;依法构建政府和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社会行政行为运行机制;构建现代化法律文化,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文化动力支撑,从而推进农村社会管理法治化。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依据和思路

推进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化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需要,是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优势资源的需要,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民心的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实现治理理念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工作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权力分配从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工作作风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评价标准从领导满意向群众满意转变.     

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综述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人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学理研究或实践总结,提出大量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历程回顾、研究范式、存在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质上在于政社关系,关键还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尤其在灾后重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其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的深度,更直接影响社区灾后重建的结果,而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基层社区的多元治理,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     

走向软治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建构的路向

基层社会生活的转变形塑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生态,催生了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新变化。从治理能力来考察,以往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涌现出的诸多新问题,进而会阻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发展。在基层政府硬治理日渐受阻和治理能力弱化的情境下,以社会文化价值共识的形塑能力、社会心理的干预疏导能力和社会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软治理应该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重构的主要路径。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的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

社会救助制度是保障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实现社会公平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制度.在当前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救助制度正经历着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的重大变革.社会救助制度的社会化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制度转型,是对具体救助问题解决的路径指引;转型期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决定了社会救助理念及其制度创设必须高度关注中国化,而法治化则为社会救助变革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制度框架.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变革必须藉社会化、中国化与法治化为逻辑起点,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法治化进程中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的整合治理

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法治化进程近年加速推进,要求并推动儿童福利与保护从分散治理迈向整合治理。然而,转型期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仍然面临着整合治理的内生困境,在多主体职责规范、司法实践和福利实践以及行政理性与专业理性等之间存在较大的整合挑战,迫切需要以儿童福利与保护需求为导向,建立健全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回应性的服务治理体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探讨了新时期基层儿童福利与保护的整合治理路径,指出应持续加强儿童福利与保护统筹机制,充分发挥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的枢纽型功能,健全完善分级整合、专业引领的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体系,以及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网络。     

论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个着力点 ——学习习近平关于城市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一点体会

习近平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做好城市社会治理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强调党对城市社会治理的领导,完善党委领导、其他各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体制;明确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治理立场,必须将其贯彻在城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要求必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打通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创新和完善基层社区治理;更新了城市社会治理思路,阐述了城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之路。     

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枫桥经验"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为当时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经验,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枫桥经验"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形成了新的格局,达到了新的高度.进入新时代,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意义重大,任务繁多,大力弘扬"枫桥经验"仍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仍然具有较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