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月娘

《金瓶梅》中的吴月娘这一形象是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人们对她的看法可谓褒贬不一。本文从具体的作品内容出发 ,分析了吴月娘在西门庆家中的处境 ,阐明了她外柔内刚的性格成因及其牢固的封建传统观念 ,并展示了她生活环境的变化与性格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最后 ,作者又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     

“梨园物色，定有知音”——《品花宝鉴》中的贞伶与义伶略论

《品花宝鉴》中“贞伶”和“义伶”,一方面是对当时一些洁身自好兼尚侠义伶人形象的提炼与升华,另一方面也间接地传达了部分士人所推崇的士伶关系：摒弃肉欲和知己相待。     

从清风街到西京城——贾平凹小说女性“命名”与“都市认同”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是“无名”的,体现在《秦腔》当中尤为明显。女性的“命名”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一方面与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美与丑”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身份密切联系。而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游离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乡土世界的配角与城市的主角,女性承担了构筑现实与文学世界的责任,但在作家笔下,或许正因为对女性／城市的矛盾态度,造成了文学世界中现实“情境”的缺失。     

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王苹导演作品为例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导演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山多娇》等经典作品,展现了政治社会环境变革与王苹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王苹导演的社会主义电影聚焦于两性关系中“革命”与“恋爱”的兼容;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由传统的“被拯救者”成为“自救者”与“拯救者”,既彰显出革命年代女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也融入了导演个人的意志,同时隐喻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政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母亲”形象从缺位到归位,从单薄到丰满的发展过程,也折射了代际关系与家国关系的变迁与重构。     

海斯特的“反叛”与“回归”——基于新历史主义的《红字》再解读

“颠覆”与“含纳”是指美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在《红字》中建构“反叛性”女性话语时与清教父权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对抗又依赖的矛盾思想。一方面，霍桑在《红字》中主要通过让女主人公海斯特诉诸于华丽的服饰、拥有神秘力量的波儿以及沉默的生活姿态三种媒介重构本来象征罪恶的红字，试图颠覆、解构主流权力话语；另一方面，霍桑与清教父权主流话语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他勾勒海斯特如此反叛的新女性形象只是为更好地说明清教社会内部存在的运行机制：清教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收编”与“含纳”激进性力量来稳定和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发展。霍桑通过海斯特“反叛”与“回归”双重形象特征展现出的“颠覆”和“含纳”，思考了清教新英格兰时期的社会运作模式，也为后世带来了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内部机制运作模式的深刻启示。     

《土地法》中的一个矛盾--论《土地法》对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的缺失

《土地法》中有一个矛盾,即一方面规定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又取消了它,这导致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无司法保护的状态,也间接地导致了我国耕地资源的快速减少。这一矛盾是与《土地法》的立法理念相关联的。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笔记

要捉主要矛盾的思想,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喻之为“链条上的一个特别环节”;斯大林则是用“基本环节”表述这一观点。“主要矛盾”一词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明确使用的。在《矛盾论》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师说》是阐明文,不是议论文──备课札记

《师说》是一篇传统课文，参考资料对它的阐释众说纷纭．一种说，《师说》的论点全在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全文都是围绕“从师”的必要性展开的（见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文研究信息集》），其实，看过第一段就发现这种说法讲不通。第二句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一方面是说教师的职责、作用；一方面也是为后两句作铺垫．后两句说，“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言意人人都要从师解惑。可见，这几句都围绕着“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一中心。但是，后几句说的又是一个中…     

绝对真理是否存在?——学习《反杜林论》体会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宣布自己认识了绝对真理,妄图建立一个“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哲学体系时,阐明了认识有限和无限的矛盾。他说:“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     

娘日二纽归泥及其运用

中古次浊音里有泥、娘、日三个声母。所谓“娘日二纽归泥”,是说上古没有娘日二纽,只有泥母。据研究,《切韵》时代,泥娘尚为一。中古以后,泥母分化为三:泥、娘、日。娘母问题比较麻烦些。王力先生曾说:“至于娘母虽然拟测为[(?)],使它与[(?)]、[(?)]、[(?)]相配,恐怕实际上只是个[n],与泥母没有分别。字母家要求整齐,就造出一个娘母来配知彻澄。”(《汉语音韵》66页)一九八○年,王力先生在《社会科学战     

论吴用之"用"

<水浒传>中军师吴用的人格特点相对复杂,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色彩,作者一方面突出他"智多星"的特点,同时又让这个艺术形象"活得像个人样",有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对自我价值的基本追求.吴用之"用"的本质就是对个体独立精神的肯定,对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的执着追求.从社会评价标准看,吴用貌似"无用".而从作为个体的人...     

《红楼梦》作者不是吴梅村——与《〈红楼梦〉作者新探》一文作者商榷

傅波、钟长山同志发表的论文《〈红楼梦〉作者新探》,提出《红楼梦》的作者是吴梅村。笔者详细考察了吴梅村生平、创作以及其所处时代,确认吴梅村不是《红楼梦》的作者。     

驳“吴承恩不通金丹之道”

否定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人有各种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吴承恩不懂金丹大道。通过对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的阅读整理发现,吴承恩对于金丹大道非常了解。他在诗文中多处谈到金丹之道,涉及到许多道家典籍,而且有一定的深度。加之在吴承恩周围的朋友中,有许多人的佛道知识十分丰富,并热衷金丹之术,这是当时的时代风气。多方面事实分析证明,吴承恩颇通金丹之道。     

北魏道武帝早年踪迹考

《魏书》对什翼犍的死期、死地与北魏道武帝建国前踪迹的记载上,其可信性不能不受到怀疑。细究南北朝史籍的相关记载,看似存在矛盾,但能发现巧合之处,而且南朝史籍能够补充北朝史籍缺少的部分内容。据此可推知：拓跋代国灭亡之后到道武帝九年（386年）回独孤部为止,道武帝并没有生活在代国旧地。     

性格的析分与整合：唐玄奘及《西游记》人物形象重构

吴承恩以历史传说以及<慈恩传>中唐玄奘的形象与性格为原型,以阳明心学为指南,实现了玄奘之于<西游记>的人物析分,同时又通过取经神话完成了四性的整合,以此实现取经与修心的完美结合.     

从一首散文诗看吴宓的为“诗”与为“人”

吴宓1931年6月在巴黎游学时所作的英文散文诗,是目前所见他的唯一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英文诗歌对吴宓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还不曾引起足够的关注。该诗创作时,吴宓与毛彦文的感情正处于若即若离之中,而同时又与一美国女子亲近,其个人感情际遇及对婚恋的观念自然构成了解读的重要背景。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论争来理解这首诗歌的意义。在《学衡》时代,吴宓的态度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等的观点相左,基本属于文化保守派。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期,吴宓对白话的态度已经趋于宽容。1931年5月,胡适撰文质疑《大公报》不用白话,《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则表示要白话文言并重。吴宓的这首英文散文诗也可以看做是对此事件的回应,可以看做是他对新诗态度的改变的开始。但在表面的改变之中,吴宓的这首诗仍然坚持了他所认定的诗歌的根本精神和艺术原理,并体现了其做人为文的一贯风格。     

论《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边城》最为集中地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寄托着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望。小说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处理得非常模糊,另一方面对故事发生的空间即环境却处理得异常分明,通过这种特殊的时空处理方式构筑起一种具有理想色彩的生命形式。这使边城在小说中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同时,在《边城》的深层意义结构中,还存在着一个理想生命形式的消解模式,这表明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言说的矛盾心态。     

《子夜》中"自我分裂"的空间意象世界

从空间视角切入 ,小说《子夜》中的上海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意象化的空间世界。由都市上海、吴公馆和主人公吴荪甫的私人书房等几个重要的空间意象 (群 )构成的这个开放性的空间系统 ,在不同人物的不断参与和介入中被改写 ,并由此呈现出鲜明的自我分裂特质。以吴荪甫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空间意象世界的最终崩溃 ,可以看出茅盾着意表现的 30年代初上海民族工业必然失败的多重原因。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针对西汉频繁出现的以"巫蛊"杀人的事件,本文力图透过事情的表象,以最典型的西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为例,分析其更深层次的因素.本文从汉武帝的生存环境对他的影响,统治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易储想法的形成与实施等方面阐述和揭示出,用巫术只是手段,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