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昌佛教石窟述略

古代高昌,即今新疆东部的吐鲁番盆地,因汉武帝时于此设“高昌垒”(又名“高昌壁”),故名。公元327年,前凉张骏于此始设“高昌郡”,其后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继之,高昌之名遂显。公元460年,柔然人侵入此地,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遂由地名、郡名而为王国之名。640年(贞观十四年),唐灭麴氏高昌王国,以此地为西州,故该地     

麹氏高昌的土地买卖和推行均田制的某些迹象

麴氏高昌王国,是我国历史上建立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割据政权。这个王国自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至唐贞观十四年(640),历时一百四十一年。在这近一个半世纪期间,麴朝是否也和中原地区一样施行了均田制度呢?史学界目前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唐长孺先生曾对吐鲁番出土的《贞观十四年手实》中所记载的授田、和中男年限规定作了探讨研究,“发现很难按照唐令解释,却与魏、齐、周、隋四朝规定相符或基本相符。”因此推断是麴氏高昌时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推行均田制的一个明显迹象。马雍同志也曾就《麴斌造寺碑》等史料和有关吐鲁番土文书,证明麴朝确实推行了均田制度。而卢开万同志在《麴氏高昌未推行均田制度论》一文中,根据高昌时期的土地买卖、赋役制度和《麴斌造寺碑》等史料所反映的种种现象,认为麴氏高昌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这个地区始终从未实施过均田制度”。麴氏高昌王国的土地制度,是研究这个王国历史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在诸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述浅见,言之是否得当,敬请教正。     

高昌城诸门考

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高昌城即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曾是高昌王国(公元四六○——公元六四○年)时期的都城,是高昌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关于高昌城,由于记载较少,后世只能通过史籍窥其大概,对于它的规制及中原文化对它的影响等问题,一向所知甚少。本文仅根据吐鲁番出土的两件文书,对高昌城诸门名称及命名的依据稍事探讨,以求教于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     

唐后宫女服对高昌服饰的影响

唐三百年间,高昌女服深受唐后宫女服影响,但影响的深度一定程度上与唐政治上对其的管辖有关。在唐伊始,即麹氏王国末期,后宫女服开始向高昌渗透。618年,唐灭麹氏,太宗以其地设西州,这一政权转变促使高昌女服迅速且完全向后宫靠拢,发饰、半臂到披帛、长裙几乎类同后宫。安史之乱后,唐逐渐退出此地,随即吐蕃、回鹘控制高昌,并于840年建立回鹘高昌王国。此后唐后宫女服虽仍对高昌服饰有一定影响,但高昌女服已明显回鹘化。     

高昌国郡县城镇的建置及其地望考实

高昌原是车师王国前部的疆域,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之后不久,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又在车师王国前部的高昌壁设立戊己校尉,驻兵屯田,与西域都护府互为犄角。咸和二年(公元327年),晋朝在高昌建郡,下设田地县,这是西域实行郡县制的开始。张轨、吕光、沮渠蒙逊前后割据河西时,都向高昌郡派置太守。北凉为北魏所灭,高昌太守阚爽自立为城主。不久,北凉残众在沮渠无讳的率领下,西进鄯善,北袭高昌,阚爽逃奔柔然汗国,沮渠无讳在高昌重建北凉政权。无讳死,其弟安周立。北魏大明四年(公元460年)柔然袭破高昌,杀死沮渠安周,北凉灭亡。柔然另立阚伯周为王,这是高昌王国之始。太和十五年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高昌回鹘王国史中一些基本问题论证

高昌回鹘王国(856--1275)从9世纪下半叶起至13世纪70年代止,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存在四百余年。它最初由原住在哈密至焉耆一带天山附近的回鹘人(原名乌护Oghuz 或乌纥Oghur)和840年从漠北鄂尔浑河流域回纥汗国(744--840)崩散后其中一支西迁至此的同族人相汇合而建立起来的政仅。在维吾尔族的历史上,高昌回鹘王国存在的时间最长,后来因经过西辽、蒙古和元朝的统治,牵涉各方的史料,史事复杂。本文仅对高昌回鹘王国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加以论证,也为将要出版的《维吾尔族简史》古代部分某些章节作必要     

高昌契券简介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高昌故址。高昌发现古代文书始于20世纪初。但早期出土文书大部分被外国人盗走。所谓“斯坦因文书”、“橘瑞文书”、“大谷文书”等其中不少即出自高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村一带又发掘了晋至唐时期墓葬40多座,获得了大批引人瞩目的珍贵文书。出土文书约2,700多件,其中不少为契券。这就为研究高昌时期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高昌出土契券约250多件(内有少数草稿和习书),其种类有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内容涉及田地、舍地、葡萄园、果树、牛马、驼、锦、练、粮食、钱财、奴婢等。这些契券大多为二次利用,且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有的仅残存几个字,当然也有少数保存比较完整。本文试对高昌契券作一简介,希冀对高昌法制研究有所裨益。     

对湖南常德桃源维吾尔族高昌先祖哈勒的几点考释

湖南常德桃源维吾尔族在自己的族谱中追溯自己的祖先是西域望族哈勒,翦伯赞对此考证说,这个哈勒曾经帮助高昌回鹘王国的国王斩杀西辽派驻高昌的监国而追随成吉思汗。但是,关于哈勒的记述和生平事迹,在所有的有关文章中都语焉不详,使得哈勒像一个谜团。本文希望通过史料记载的查考找寻这个哈勒,以丰富有关哈勒的事迹。     

略谈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

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为研究唐时高昌地区的官制补充了一些线索。通过考证研究，可以看出高昌王国自麴氏有国以来，历140年之久，推行的基本是汉制，其置官也一直同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很多官名与中原王朝同出一源，基本上是准中央制度的，高昌仿隋设置散官，史籍未载，志文可补其不足。另外，通过志文也可看出唐时平定突厥叛乱以及大范围的募兵等历史事件。     

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

文学史上的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利用新出土文献研究中古文学,有助于重新审视各个时段的文学背景、文学演变、文学主体以及文体形态,纠正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偏重线性梳理的缺失。首先,出土文献对于扭转区域文学史研究的薄弱局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通过出土文献可以发掘被历史掩埋的一些文学史现象;再次,出土文献对于文章学研究意义重大,尤其能够促进应用文为主的文体形态研究的深入。但因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和零星散乱的特点,故研究过程中应该与传世文献比照参证,在对出土文献文本复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社会文化学观照,以揭示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原生状态。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

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保存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词和新词新义而成为语言研究的珍贵语料。以《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例,其中的＂勘责＂、＂庄坞＂、＂保知＂、＂即顿＂等词在《汉语大词典》中未见,多为唐代新兴语词;而＂ ＂、＂餧＂等俗语词系形近而误录,＂的见/的知＂、＂百方＂则例证偏晚。正确释读这些俗语词,对于系统整理敦煌文书和深入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有重要意义。     

文书档案与中国前近代史研究——兼论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重心是四部典籍,特别以正史为中心。清末民初以来,文书档案的出土和运用使中国前近代史研究有了原始资料,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一直以来,在中国史史料学中,没有形成专门研究文书档案的学问,这是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缺点之一。通过对古文书学由来的考察,可以看出古文书学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外国的古文书学,建立中国古文书学并使之体系化,成为中国史史料学的一个分支,以促进中国前近代史的研究。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屈支灌与游仙枕:汉唐龟兹异物及其文化想象

本文对来自龟兹的五种珍奇异物:屈支灌、龟兹板、金颇黎、银颇罗、游仙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试图将传统史志、出土文献、考古发掘实物与域外汉籍互相印证,综合运用小学、名物考证、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分析等工具进行会通式的研究,揭示这些宝物作为异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本文是中国古代博物学整体构架中关于殊方异物研究的一部分,认为文献中关于异物以及出产这些异物的异国的记载,经常是真实的史料、传说与神话并存,这些虚实之间的材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交互的异文化图景,也是时人观念和心态的表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审视和重绘中古时代之世界图像,追索它的成立与变幻的过程,可以使我们获得新的历史认知和体悟。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on foreign treasures from Kucha,called Qiuchi (or Quzhi) kingdom in ancient times,as a part of Chinese natural history.The author tries to combine different materials: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cords,unearthed documents,archeological objects,and Chinese rare books in abroad,into a corroborative system to reveal the symbol meanings of these treasures as the characters of foreign culture.It argues that the records of foreign treasures and distant countries,usually is a mixed presentat...     

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第二人称代词谦敬功能研究

以往研究汉语史的论著,都认为＂尔＂、＂汝＂在战国时期是表示贱称,而通过考察战国、秦、西汉出土文献第二人称代词＂尔＂、＂汝＂、＂而＂、＂若＂的用法,得出战国、秦、西汉时期,只有封建文人或士大夫言语对称使用＂尔＂、＂汝＂才可能有谦敬功能,在老百姓实际口语中,常用的第二人称代词＂尔＂、＂汝＂、＂而＂、＂若＂一直都是通称形式,没有谦敬功能。对此认为：以往学者依据的语料是文人或士大夫的作品,而出土文献中有第二人称代词的例句多是当时人的口语,士大夫用语与百姓口语对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是有差别的。     

春秋出土与传世文献虚词“及”的研究

笔者拟通过穷尽式方法，找出春秋时代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虚词“及”，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描写春秋时代虚词“及”的用法，进而总结出春秋时期虚词“及”的语法特点。     

西域出土唐代文书中的“贯”

"贯"是中国古代特有的货币量词,但其用法很少有人关注。本文通过对唐代西域地区出土胡语、汉文文书中相关例证的分析,考察了"贯"的用法。文章指出,尽管"贯"的意思是1000文,但西域地区发现的唐代文书表明,通常情况下只有钱数大于等于10000文时才会用"贯"。文章还从"贯"的使用初步考察了中原货币文化在西域地区的传播。     

帛书《五十二病方》的汉语史价值——从为《汉语大词典》补充语料出发

文章以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献的词语为材料,分别从词条、义项、例句三方面考证,为完善我国目前最权威的词书《汉语大词典》提供些许语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