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都掌蛮消亡原因

明王朝与都掌蛮之间的恶性互动持续了两百余年,都掌蛮最终被明王朝消灭,其原因有四:第一,中央王朝急功近利,改土归流;第二,朝廷命官言而无信,杀降要功;第三,地方势力豪夺土地,支持改流;第四,都掌蛮自身"劫掠"无度,"叛服"无常。都掌蛮被明王朝消灭,不仅是明代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恶性互动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灭种灭族的典型案例。都掌蛮的消亡,既有中央王朝、朝廷命官、地方势力等多方合力围剿的原因,也有都掌蛮族群自身的原因。     

关于明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

贡赐制度是明王朝统治河洮岷和西北藏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在明前期为加快藏区归附中央王朝、尽快统一全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到成化年间,＂寺僧诡名冒贡＂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对其涉及的史料、形成的原因及洮岷寺僧特别提及的有关贡赐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在当时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明王朝历经百年治理河洮岷及西北藏区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     

也谈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地位

文章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进行了阐述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元王朝西藏地方正式归入祖国版图后 ,历代中央王朝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管辖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藏方略 ,并对范普拉赫所谓的自 1911年至 195 0年以来西藏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和夏格巴在《西藏政治史》中一再鼓吹的“西藏是独立的国家”的谬论予以了有力的驳斥。     

简论古丝绸之路上贡赐交往中的经贸意义和作用

<正> 近年来着重从经济这一本原涵义出发探讨丝绸之路、亦即丝路贸易史的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关论著中颇多真知灼见,然而其中也有一些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纵有涉及,其观点也往往是仁智互见。例如对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与西域诸国、诸地区诸民族之间的朝贡和赏赐,究竞应该怎样认识或评价?一种看法认为贡赐是中原政权统治者政治外交上好大喜功之举,并无多大经济意义;另一种意见却认为贡赐往来基本上体现了一种文明平等的贸易关系。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虽各有其合理之处,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历史上中西之间的贡赐交往,似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论凉州六谷部的兴起及其与北宋的关系

本文简要介绍了五代、北宋初期居于甘肃河西走廊的藏族地方政权凉州六谷部的兴起、部落的构成,详尽地论述了六谷部与北宋中央王朝关系的建立、发展及结束等几个阶段,旨在说明北宋王朝和六谷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不仅有利于该地区的开发,同时密切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张居正改革的伦理视角探讨

明王朝以伦理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张居正为了顺利实施其改革计划而采取的与李太后、冯保结盟,用人及"夺情"等手段,客观上触犯和践踏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侵蚀了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张居正强国富民、稳定王朝统治的改革目标,虽然能获得合法性认可,但他为达致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改革手段却不具有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正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性所在.     

明代茶马金牌停止时间考

茶马金牌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由朝廷颁发给西北藏族部落用以纳马易茶的一种铜质牌状凭证.“其额上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金牌一式两面,“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朝廷“三岁一遣官合符.”持有金牌的藏族部落三年向明王朝纳马一次,总数为一万三千多匹,并按明政府确定的茶马比价获得一定数量的茶叶.这种纳马数量、易马时间、茶马比价都有定规的差发马制度,是明王朝在藏区实施的“以马代赋”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既反映了明代汉藏两族之间的经济关系,也体现了明中央政府和藏族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关系.通过差发马的征发,国家强化了对西北藏族的政治统治.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有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     

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本文以大金川土司这一与周边嘉绒藏族土司、中央王朝存在频繁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为研究对象,尝试讨论第二次金川之役前后大金川土司与周边土司的政治宗教关系与发展变化过程。本文认为随着中央王朝权威在嘉绒地区的逐渐深入,众土司与大金川之间的联姻与宗教联系未成为抉择彼此间关系的最终因素。     

试论北宋初期对龙蕃首领的授职与政局变迁的关联性

授职是历代中央王朝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之治”的重要手段。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授职的有无、多少、高低不仅取决于其首领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度、少数民族政权的实力,也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清楚地说明其间的关系,本文拟以北宋初期西南诸蕃中的龙蕃为例,探讨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首领的授职与全国局势变动的联系,以说明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授职的具体政治功能及内涵。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体系，它包含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财力分配关系、金融关系、经济管理权限关系等方面；政治关系主要表现为权力配置关系、组织关系等方面；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立法关系、司法关系等方面。其中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法律关系则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规则形式，是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法制化。一个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中的任何一个关系发生变化，都会不同程度的使这个国…     

两汉荆州官吏与地方社会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特别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和任命,荆州各级地方官吏是汉王朝中央控制地方的纽带,掌控着荆州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民生。荆州地方官吏的任免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稳定。如官吏人选得当,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发展。而当选官不当,就会对当地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阻碍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关于西藏通史研究的断代史思考——兼论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史实特征

西藏历史的分期与中原地区的历史分期存在一种趋同的周期,其原因有体制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等。在元、明、清时期表现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政权同步、政治同声、经济同气”的特征。本文对此作了分析探讨,认为将西藏历史的各个阶段纳入中国通史的研究范畴,以更加广大的视角来观察西藏历史的种种问题,有利于藏学和西藏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颁授给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分析,指出多数土司在受封之初,兼有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身份,这与嘉绒藏族地区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和明代特殊的治藏政策有关.直到清代中前期,嘉绒藏族土司封号的宗教色彩才逐渐淡化.     

论明王朝对蒙古族的政策

明王朝的建立重新确立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统治格局 ,在大汉族主义民族观的支配下 ,洪武、永乐时期对退入漠北的蒙古族北元势力进行了军事打击的政策 ,“土木之变”则标志着这种战争政策的失败。明代后期在明蒙边境开设马市 ,允许少数民族进行贡赐贸易 ,是以经济形式发展民族关系 ;对蒙古族统治者进行分封 ,施行怀柔与笼络的政治手段则是军事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 ,也是对传统的民族羁縻、怀柔政策的继承。其总的目的仍然体现出防御、限制的政策倾向。这种政策倾向的直接结果就是削弱了历史上形成的蒙古族和汉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论联邦制与单一制政体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美国和中国为例

从"集中"和"分散"的意义上对政府体制进行分类,国家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联邦制(federal system)和单一制(unitary system)。各国由于历史传统、民族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不同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采用了适应各自国情的国家结构形式,即政体。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其核心内容是各州在尊重和维护联邦权力的前提下行使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范围由宪法予以明确;而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政体,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和对重大事件的集权决策。然而,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政体模式,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趋同,前者从分权走向集中,后者从集权走向分散。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改革成败的关键。通过研究和比较两种政治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借鉴联邦制下有益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髓和原则,以期在既有的单一制政体下确立一种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新原则。     

宋代朝贡贸易中的回赐问题

解析宋代朝贡贸易中回赐的构成,可以清楚地了解贡赐双方的得失和态度.朝贡国可以获得贡物折价和贡物折价以外的加赐、国王(或首领)礼物、使节赏赐等特别赐予,说明宋朝在贡赐贸易中仍是厚往薄来的.宋朝出于处理现实国际关系和解说自身正统地位的需要,把贡赐贸易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但总体上两宋对贡赐贸易的态度都更趋务实,采取了若干减少回赐的限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