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土地调控行为与地区经济差异

长期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使土地资源逐渐游离出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土地资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引资的重要筹码。由于中央政府完成土地要素市场化的制度变迁可能面临巨大的创新障碍和漫长的改革期限，而且地方政府又存在提高地方财政能力和辖区增长双重压力下的体制冲动，导致地方政府围绕土地资源展开博弈。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乏力与土地绩效评估机制的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博弈对地区经济发展将造成重要影响。加强土地资源利用中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是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平衡地区差距、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论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诺思悖论行为

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分权化的制度架构使地方政府行为具有了正反两种趋向的行为:政府既扩展市场,又分割市场;既进入区域共同市场参与经济合作,又以行政权力损害区域共同市场建设.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悖论行为实质是地方政府为追求行政区边界内的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政府间竞争.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所具有的统一性、协调性的特征,客观上要求有新的制度供给来校正分权化体制架构下政府分割市场的行为.     

制度钟摆及其演变机制——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变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土地开发的自主权和收益分配权是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在城市化背景下的焦点。该制度经历从对农民赋权到限权再到赋权的轨迹。渐进性改革中存量与增量机制的互构形塑了上述钟摆现象。存量机制是土地公有制及城乡二元产权结构。增量机制是国家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赋权。国家借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制度的效率问题,引发国有地权和集体地权相关方的博弈,进而促使国家调整存量制度中国家与农民的收益分配模式。当前,农地新政很难绕开限权制度的制约而完全实现赋权于民的目标。这源自社会产权未完全发育、国家权力高度嵌入土地市场的路径依赖。由此,农地收益分配制度如何发展并不取决于国有和民有方案是否兼容,而在于权力嵌入下社会产权的重构难题如何被克服。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国家管理模式的机制创新

合理确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关系是大国治理的根本问题.作为体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两种基本形态,单一制和联邦制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不足,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国家管理模式.在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经历了持续的改革,但仍存在着高度集权、权责不明晰、差异性分权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推进我国国家管理模式创新,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建立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分权格局、适度扩大地方分权、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推进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走向法治化.     

分税制、政府博弈与制度创新——一个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通过把在分税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制度供求博弈关系转换为佃农理论中的土地所有者与土地承租者之间的租金分成契约关系,并在过去研究制度变迁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谈判博弈理论模型,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租金分成博弈过程中向市场体制的渐进性过渡。尤其是,分税制激励利益独立且追求剩余租金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化解外生性交易成本与内生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从而自发地主导这场规模空前巨大的制度转轨。     

法国地方治理的变迁及其启示

以分权改革为主线的地方治理的变迁,是法国应对全球化和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法国中央政府向地方分权为主线改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直接推动了法国地方治理体系的变革,逐步形成了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协作的法国现代地方治理模式.法国地方治理变迁的过程和现实的模式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教训,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创新与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政府在经济领域分权的展开,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激烈竞争.传统的地方政府竞争是在区域市场割据的地方保护下进行的,往往是一种低水平的资源性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无法展开,制度创新也就无法深入.因而地方政府要想通过制度竞争与创新实现区域发展,首先就要突破地方保护,建立务实创新型政府,进而通过核心制度创新使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最终实现地方政府竞争的秩序,达到区域的和谐与善治.     

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职责划分情况及其启示

法国是单一制国家,曾以高度集权而闻名于世.1982年法国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行政职责分工细致、具体、明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改善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完善了国家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中国应借鉴法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中国式分权与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治理

中国式分权是指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授权下,对地方事务拥有较大的行政权力,同时这种权力又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与控制,体现着一种垂直方向的强有力的控制.它与西方的分权制度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激励结构的差异.本文通过对中国式分权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自洽的制度分析框架,并在此视角内探讨了导致中国教育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给出了相关的治理措施.     

我国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的博弈分析

目前,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进行利益博弈,其结果是农民很难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在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中,相关利益主体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本届地方政府与下届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农村集体组织、地方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等,它们围绕收益分配采取不同的对策进行利益博弈。从根本上讲,应更加重视和提高农民在其中的分享份额,使我国新型城镇化之路更加和谐。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变迁的逻辑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不同的变革。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博弈的研究视角,发现财政分权程度主要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的行为目标而决定: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提高;如果中央政府行为目标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和控制力提高,那么财政分权程度会下降。反之,财政分权程度也会受地方发展的客观现实影响。同时,基于不同的行为目标和博弈结果分析出我国不同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变迁逻辑,指出我国当前财政分权所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增长共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收入分配与个人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当政府干预措施缺位时,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阶层加速分化,进而在代际间传递,由"权利失衡"演变为最终的"结构断裂"。政府干预可以有效打破上述恶性循环,规避"贫困陷阱"。然而,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特有的激励机制与中央政府责任"缺位"造成地方政府用于调节收入差距的支出不足,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标尺竞争"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缺失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走向"循环累积",成为收入差距的制度根源。改革的措施应从优化分权激励机制、中央政府责任"归位"、完善分权体制和健全财政分权所必需的监督制约机制着手,从制度上确保政府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论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

实现对土地资源的有效控制权 ,历来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关键。但是国家选择什么途径实现资源有效控制权却值得探讨。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两权分离 ,使用权市场经营由政府代理 ,是计划经济转型国家国有土地资源市场化的替代性制度安排 ,这种土地市场的政府代理制尽管有所绩效 ,却始终存在政府失灵 ,以致于国有土地资源仍未走出公地悲剧的宿命。当前中央政府即使强制推行土地市场改革 ,由于新制度变迁缺乏市场主体内在的动力和制度生存环境 ,短期内要保证转型有较大难度。要实现资源利用的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 ,地方政府必须尽快转换市场角色     

我国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变迁研究

本文解释了我国近年来公用事业管理领域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以及特殊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是地方政府公用事业管理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在我国独特的干部人事制度下,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导致了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在后改革时代,我国公用事业管理将继续遵循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路径发展,但需要在干部人事制度和融资平台公司治理方面进行改革.     

公共财政视角下的土地收益分配改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地价值不断显现,政府通过地租、税收、费等形式获取的大量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土地收益分配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是地方政府强烈的“圈地”、“批地”冲动的基本成因。改革和规范土地收益分配与管理机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农民的利益,遏制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冲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土地收益分配问题,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国家以及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土地收益的分配机制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类型分析

中国分权化的改革推进了地方政府独立利益主体地位的形成并引发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竞争类型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之间。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主要体现在区域制度、区域增长和区域管理权限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体现为流动性要素和制度、政策上的博弈,与辖区企业的博弈则体现为权责之争。三种类型的政府竞争对地区经济发展均产生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