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李达法学思想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来,李达始终关注法律问题,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他的法学思想堪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开展法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具体而言,李达对妇女、劳动解放与立法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宪法的关注和思考贯穿着立足中国现实思考法律问题的理论旨趣;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律现象,考察了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他的《法理学大纲》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体系的理论尝试,它以法理学话语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法理学批判,还阐明了法理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和核心论题.     

英美法理学与中国法理学

西方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十分深刻。由于语言对学术传播的决定性影响 ,在西方三种法理学中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影响最大。在论题、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 ,英美法理学对当代中国法理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不同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中国法理学的影响甚微。其实 ,英美法理学的学术风格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 ,特别是对于解决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 ,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建国50年来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五十年,是开拓前进的五十年。法理学取得的主要成就有:法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学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法学研究方法上的完善。尽管中国法理学还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方面,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但是,展望未来,新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必将会日益与国际接轨,成为我们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中国化及其进程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现象的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和最理论化的分析,它是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进入中国已近一百年,反思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中国化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法理学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向中国单方法律输出的时代结束了。但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还处在落后状态,并未做好迎接新时代的准备。中国法理学对现代化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对国外、特别是西方法理学知识、理论、方法的大量引进上。而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需要根据时代内容重新加以诠释。法理学者们在对法制现代化的反思中,已经开始了以中国为中心,强调中国问题的解决即中国意识的法学探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但总体而言,中国法理学还是没有反映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尚未建构起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法理学。     

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之发展与意义检视

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法治实践的深入与展开,当代中国权利本位思想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主要表现为：从强调个体主导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倡导社会优位的权利本位思想;由侧重通过本体和价值层面阐释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注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说权利本位思想;以研究法理学框架下的权利本位思想发展到在法理学指导下的多层面不同部门法学科的权利本位思想研究。权利本位思想的兴起不仅促进了法学界的思想解放,符合现代法治理论的内涵与发展趋势,也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公民意识的形成。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变迁与法理学研究转型升级——以“中国的”法理学如何可能为视角

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研究不断转型升级的学术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发展史。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函变关系：一方面，法治实践在价值理念、制度建设、运作理路等方面的变革创新，为法理学研究提供了动力基础；另一方面，法理学研究通过在理论基础、研究主题、研究聚焦等维度的转型升级，为不断变迁的法治实践做出了理论因应。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转变，我国的社会生活和法治建设已然进入新时代，而法理学研究也正在逐步迈向“法理”的理论自觉时代，并在内在品性、外部特质、思维属性等方面逐渐呈现出法理化、回应性、思辨性特征。总之，与法治建设同频共振，这无疑既是法理学得以发展的规律性启示，也自然是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的必由之路。     

变法之理：廖平经学的法理向度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廖平既是华夏世界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学家,也是极具创造性的思想家。在尊孔的原则下,廖平的经学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深厚的、源出于儒家的思想基础与法理依据。廖平经学先后经历了“六变”,其中的“前三变”,分别着眼于经学上的“今古之分”“尊抑之分”与“小大之分”,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持续不断地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变法之议”奠定了“变法之理”。廖平关于“变法之理”的阐述,既展示了其经学的法理向度,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法理学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成就。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演进过程来看,廖平的法理学既是儒家的法理学,同时也是玄想的法理学,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世界性。     

孙国华学术简介

孙国华，1925年生，河北阳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学位点主持人、博士生导师。1986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讲授法制课，是法学界为国家领导人讲授法制课的第一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理学博士点创建人和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科奠基人之一。现兼任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中国法理学研究会顾问。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走出概念的泥淖--"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辨

论文把"法理学"与"法哲学"两个外文汉译名称的引入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事件对待,并对目前学界并用两概念的因由和后果作了简要的考察.通过对"法哲学"与"法理学"概念形成的辨析,文章认为,两者在学术传统、学科归属、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四个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所以人们在断言"法理学是法哲学"或"法哲学是法理学"时,应当明白谈论的是什么语境中的"法哲学"或"法理学".文章指出,中国的法理学大体上属于法学家的法哲学,但长期以来,法理学家们对实在法的制度和规则本身并不十分感兴趣,不是从实在法的内容本身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是把自己的理论兴趣转向对实在法的隐性背景的解释.这种"注释法学"所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它不仅没有使法理学完成与其他学问(如政治学)的分离,而且败坏了法理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及大学基础(主干)课程的声名和学问的品格.     

法经济学建立的法理学基础探析

法经济学是指以公平与效率为目标,以交易为对象,以权利配置为主要内容,以经济分析和法律逻辑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经济学与法学交叉研究所形成的一门学科.在法理学方面,正义理论及利益法学等法理学思想均对法经济学价值理念的形成和理论体系的构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对法经济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西方法理思想的动态发展与理论阐释——读《西方法理思想的逻辑演变》

西方法理思想作为世界法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一分子。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原理、内容、机制乃至术语和表达方式,无不与其法理思想密切相关。对于法理思想史的研究本身就是西方法理学的一部分,《劳埃德法理学导论(Lloyd's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至2001年已出第七版)、韦恩.莫里森著《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等均为经典的法理学著作。在一般性的法理学著作中,也总是要对相关的法理思想作一番回顾,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对于我国而言,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量移植了西方现代法律制度,而且还将不可避免地…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理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规范法学: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法律”性并不明显的革命法理学难堪重任。而建基于“看不见的手”、“知识就是权力”和“摈弃玄虚,追求实在”的规范法学,因其蕴涵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向往科学的内在精神,可成为建构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宪政法理学将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着重分析法律渊源、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权利义务、法律效力、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等法律自身问题;主要研究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技术问题。宪政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源于中国现实,涵纳当今各种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点。     

中国法自然观与西方自然法思想论析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 ?对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 ,人们发表过各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最早提出中国古代法属自然法的是梁启超 ,他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十分肯定地说 ,儒家法理学就是自然法。近现代的一些学者 ,包括许多台湾学者也主张 ,儒家的“礼”和道家的“道” ,墨子的“法天”就是自然法。也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 ,认为中国只存在“法自然观”而无“自然法”的思想。① 各种意见聚讼纷繁 ,莫衷一是。本文作者认为 ,中国古代法理学和西方自然法是有区别的 ,二者存在一些相似点 ,也只能是中西法律文化发展中的暗合 ,而不能认为二者是同…     

法理学的偏好与疏离

随着中国法学取得突破性发展,法理学研究也有重大进展.但法理学同法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并非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领域,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这就使得中国的法理学必然地与西方法理学相关联.同时,由于其生存的社会基础不同,使法理学又呈现出"中国特色"--即对政治的偏好和对部门法学的疏离.这种"中国特色"使得法理学的发展面临困境,而无法独立、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