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戈铭文历朔研究

晋文公铭文“岁之禁车戈”是车戈的名称,此戈非西周晋釐侯四年之物,也非周妖王四年和晋武公四年之物.铭文“初吉”是实际历日而非吉日习语.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使用周王纪年的情况看,此戈铭文所记历曰符合周顷王四年六月的历朔.     

西周共孝懿夷王序、王年考

关于西周中期这段历史,《史记》中记叙简约:“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共王以后,除了承继关系外,别无史实可记。 两千余年来,司马迁留给我们的“共懿孝夷”这一西周王位顺次,历来均无疑义。不知司马迁所据何本,将“共孝懿夷”记为“共懿孝夷”。近年来,众多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出土,铭文所记人名、历日都是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的误记应当纠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曶鼎铭文》再推敲

西周有奴隶贩卖,五个奴隶价匹马束丝,这是郭沫若同志考释《曶鼎铭文》的重要发现;至今奉为不刊之典,并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今细推敲铭文,实有俣释之嫌。谨陈所见,就正方家。 兹先录有关铭文(依《奴隶制时代》释文,个别字依《大系》)及考释如下: 唯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井叔在异为△,〔曶〕 使厥小子(?)以限讼于井叔:“我既卖汝五〔夫效〕 父用匹马束丝。限(?)曰(?)则俾我偿马,效父〔则〕 俾复厥丝束。(?)、效父迺(?)(?)曰于王参门△     

西周七铜器历日的推算及断代

西周铜器铭文备记“王年、月、月相、日干支”者达五十余件之多,这对研究西周历史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是,我们的文史界长期以来没有科学而便捷的推演历日的方法,不得不比照近代外人的资料,或者是William和Owen的《Solor and Planetary Longitudes for Years -2500 to     

殷商至周初的照与[戈丮]臣

方[戈丮]乳各鼎属西周早期后段器，系器主为妻作器。铭文中“方”是地名，“[戈丮]”是爵或职名，“各”是人名。“[戈丮]”作为爵或职名，在晚商青铜器铭文屡见，而藏于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玉戈刻铭等均表明讯的地位很高。殷墟出土的跽坐执戈者以及西周较晚的铭文，也反映出称[戈丮]者可能是执戈拱卫之臣。     

小臣缶方鼎与箕子

小臣缶方鼎是一件很重要的晚商青铜器。五十年代以来,我们讨论过四次,略有进益。最近,《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册出版,又看到有关材料,觉得应该对这件器物作一次较详细的讨论。 方鼎系清宫旧藏,原在颐和园,现由故宫博物院收藏陈列。铭文最早见于《贞松堂集古遗文》,为摹本。拓本见《三代吉金文存》3,53,2。器形和纹饰都接近《劫掠》63方鼎,惟腹部饕餮纹更似同书61舌方鼎,其大小则比两鼎更大一些。     

论《中鼎》及其铭文虎方的相关问题

《中鼎二》、《中鼎三》是北宋时出土的西周重要器物,其铭文与我国南方地区古代历史密切相关。历来对《中鼎》制作的具体年代、历史背景、铭文内容及所涉史实,学术界的认识存在歧异,至今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尤其是器铭中之“虎方”问题,更为南方地区古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笔者前曾就先秦荆、楚、巴及“虎方”的有关问题撰文陈述已见,承蒙学者们议论。其中批评者的意见更促我思考,今以此文作答。     

十三年爯壶断代新考

十三年爯壶于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该窖藏内虽有共王时期的标准器——墙盘,但此壶的断代仍争议很大,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共王、懿王时期说;懿王、孝王时期说;孝王、夷王时期说。时间跨度过大。先前学者多只注重断代中纹饰、铭文书体及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等要素的一种或是几种,由于角度单一,所得结论不免有所偏颇。本文综合考虑该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书体和内容,并对西周中、晚期各王在位年数进行讨论,从多角度重新审视该壶的时代归属,认为此壶当为西周晚期偏早厉王时期之器。     

小盂鼎非康王器

清代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的小盂鼎,原器亡佚,仅存拓本,铭文约四百字。诸家考释,多定为康王器,尤以郭沫若氏《两周金文辞大系》论之甚详。郭氏定为二十五年器,依据拓本铭末“隹王廿又五祀”,断为康王,主要立论于铭文中有“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以为武王、成王之后自是康王无疑。 殊不知,“成王”之后,铭文泐缺四字,辞已不可考求。由此断为康王器,实属佐证不足。而“隹王廿又五祀”亦属误释。 1986年春,笔者与东北师大陈连庆教     

《鲜盘》铭辞辨伪

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的铜器《鲜盘》,著录于巴纳和张光裕编的《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中。它的铭辞全文是: 隹王卅又四祀、隹五月既望戊午,王在…京,禘于邵(昭)王;鲜蔑历,祼王璋, 祼玉三品、贝廿朋,对王休,用作子孙永宝用。 不少中外学者,根据“禘于昭王”一语,论断为穆王时器;还有人依据其铭文字体很象穆王时的《刺鼎》,认为可以视同穆王时的标准器。一个好友闻风而动,据此修正了他的西周年代论文的个别论断。赵光贤先生推算了他的纪时后,认为不符旧说穆王34年的月、日;加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曲阜县发掘两周时期的几座大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

山东省文物部门在曲阜县城以北鲁故城的西北部、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墓和六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型墓葬,获得了一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等文物。西周晚期的鲁司徒中齐墓,出土铜器中鼎、盨、壶、簠、盘等九件带有铭文,记载着墓主的官职和名姓。有一制作精美大方的“戎壶”,上面铸“侯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字样,可能是出征时的盛水器皿。有一铜盘,三足铸成三个光身赤脚的奴隶,肌肉线条,面部神态,清晰可见;盘上两耳作两牛匍卧,栩栩如生。其余铜器     

尹姞器及相关问题研究

西周中期有尹姞器,铭文记录穆公作尹姞宗室以及天君赏赐尹姞之事。然而关于铭文中的"天君"身份问题学界不一其说,尹姞宗室蕴含的制度也鲜有揭露。文章从古文字出发,并结合史料记载,对西周女性宗庙和后宫称谓制度进行探讨后认为,尹姞宗室的性质相当于文献中的閟宫或禖宫,与穆公家族祈生密切相关;尹姞器铭中的"天君"实为太王太后。     

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的战争

根据文献记载,除建国之初武王伐纣和成王初年的东征平叛以外,西周的对外战争并不多。例如《史记·周本纪》所记,唯昭王“南巡狩不返”,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西周一代的战事,仅此而已。当然,其它古籍也还有一些零星的记载越出《史记》的范围,不过总的看来战争不多,规模也不大。但从青铜器铭文看,西周某些时期战争极为频繁,其规模之大和战争的激烈程度也令人瞩目。因此,要讲西周的战争,必须利用这批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文献记载加以印证、补充和斠正。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对西周的战争作全面研究,仅择其荦荦大者作扼要的阐述并就教于方家。     

喀左北洞村出土铜器铭文考释

一九七三年三月六日,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平房子公社北洞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在村南山坡挖土取石,掘开表土不到半米,发现窖藏青铜器六件,计五(?)、一瓿。其中一(?)有铭文,其余没有铭文。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辽宁省博物馆孙守道、郭大顺两同志前往调查,在原坑附近不到二米处又发现窖藏青嗣器六件,计方鼎一,圆鼎二,毁一,(?)一,带嘴缽一。此六件中,方鼎有铭文二处,圆鼎之一及(?)也各有铭文,其他三件无之。     

燕王铜戈研究

燕国之燕,史籍皆作“燕”。西周金文作“匽”,或作“匽”。战国时期,“匽”字加邑旁,书作“郾”,这已由出土的燕国青铜器铭文得到确证。 燕国自燕易王十年(公元前323年)称王后,燕国的青铜兵器上,绝大部分都铸有燕王的名字,这对考证《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之世系中失去王名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燕国自燕易王称王后,经历了燕王哙、燕昭王、燕惠王、燕武成王、燕孝王和燕王喜六代。过去出土的燕国青铜兵器上铸有王名的有:郾王职、郾王戎人、郾王(吅言)和郾王喜四代。这四王的青铜兵器出土不少,都散见于过去的著录中,如: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陈介祺的《(?)斋吉金录》,端方的《陶斋吉金续录》,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考释》,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及《易水金石志》等。 解放后,燕下都遗址又出土了郾侯载戈、郾王职戈和郾王喜戈。1973年4月,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又出土铜戈108件,其中铭文清晰的计有:郾王职戈24件,郾王戎人戈37件,郾王(吅言)戈16件,郾王喜戈8件,总计85件。 本文根据这批铜戈的资料和已发表的或见于著录的资料,对燕国的铜戈形制、名称做一初步研究,并对这四王的世系做一初步考证。     

太公望与“天亡■”

<正> 传世宗周铜器《天亡(?)》为最早,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陕西西岐山。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论定作器者“天亡”,因名曰《天亡(?)》,而吴式芬撰之《捃古录金文》则定为《大丰敦》。后来丁山先生、唐兰先生则称之为《朕簋》,定名之异,代表了各家的认识不同。郭沫若先生曾两次论述《大丰(?)》。在他1930年写作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曾将全文作为韵读如下: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降△ 天亡尤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三衣王祀 (凡△处皆通韵)铭文至此成一小段。丰、降二字可作东冬隔句韵,亦可以与方、王、上、相、唐为阳东冬通韵。     

西周军法判例——《师旅鼎》述评

金文中的军法判例,目前能见到的仅周初成王时器《师旅鼎》和康王时器《小盂鼎》二件。《小盂鼎》审讯的是敌酋敌兵,对研究战俘审判和刑罚种类价值颇高。《师旅鼎》则是对西周军队内部违犯军令行为的审判。铭文虽只有七十九字,但对审判方式、诉讼程序及其相应的刑罚原则等重要司法制度,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是一篇难得的历史文献。该鼎全铭如下:     

浅析前掌大墓地出土扁足鼎兼谈“史”族

“鼎”是所有青铜器物中延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其器型演化多样,形制随时代推移而多变。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的两件扁足鼎形制特殊,为现存商周青铜鼎所仅见。两件扁足鼎上铸有“史”字铭文,结合前掌大墓地出土大量带有“史”铭的器物,探讨“史”族迁徙分布情况及大量出现于泗水流域的原因。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