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的客观性

道德相对主义很容易和许多非相对主义的观点相混淆,如文化相对主义和参量普遍主义等。道德相对主义有两种:个人相对主义和主体间相对主义。后者认为,道德上的对错依赖于判定其对错的道德框架或道德共识,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决定不同的道德框架或道德共识之间的优劣。支持这种道德相对主义的论证包括鉴赏判断类比论证和道德多样性论证。但是,这些论证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因为道德判断和鉴赏判断有着本质的区别;而道德客观主义则能够更好地解释道德的多样性。此外,道德相对主义将道德仅仅建立在人们共识的基础上,将道德的要求也仅仅限制在达成共识的人们之间,这不仅导致主观主义,理论上和实践中也会导致许多难以接受的后果。如此说来,寻求客观的道德标准,是解决道德争论、避免道德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必然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试析交往伦理的内涵

交往、对话是现代人的根本生存方式与存在方式。交往伦理,是指至少两个交互主体之间以生活世界为背景,以语言为媒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情理沟通与理性商谈,达成理解与共识,形成普遍性伦理原则,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并造就道德人格自我的伦理理论。     

相对主义、传统和普遍伦理

目前关于普遍伦理的争论特别关系到人权和全球正义的问题。本文不是要直接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考察道德判断的本质，来探究与全球正义的道德基础相关的一些问题。对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承诺多少假设了存在着普遍的道德标准，按照那些标准，我们能够判断一种社会实践或制度的道德可接受性和政治合法性。但是一些人已经论证说，一个普遍主义的道德概念内在地不相容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因为这种多样性据说有相对主义的含义。在其最精致的形式上，这个论点已经主要取决于对于道德判断的一个理解。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

"拒斥形而上学"曾经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而哈贝马斯则用"交往"范式打开了"后形而上学"思维境域之门。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哲学以生活世界为源泉,反对工具理性的泛滥,主张通过交往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间交往活动,推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道德共识的达成。     

试论功利主义伦理学作为普世伦理学基础的可能性

在道德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重的今天,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作为一种普世伦理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就有了其存在的重要现实意义。但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要能够被理解和接受,需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以商谈的方式,在人类交往行动中达成公共理性的共识,进而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普遍可接受的道德规范。     

论合理怀疑的本性及其在认识两极间的张力

怀疑,是人类的重要本性之一,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怀疑却往往缺乏正确的认识,更没有形成合理的怀疑思维.在人类认识史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两个极端,似乎成为人类认识不可克服的顽症,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循环也似乎成为人类认识永远难以走出的“怪圈”,而究其认识论根源,不能说不在于怀疑思维的缺乏或怀疑的不合理.现代认识和实践要走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怪圈”,首先必须构建一种合理的怀疑.合理怀疑在人类认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两极之间构成了必要的张力.     

消费主义时代需要节俭美德吗?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消费主义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推崇对物质产品的挥霍性消费,不仅将人变成了物的奴仆,而且对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节俭美德是张弛有度的生活智慧,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节俭已从个人的、家庭的美德上升为一种人类整体的伦理,从一般日常消费生活的层面提升到社会和谐发展与人类生存境遇的层面.倡导和践行节俭美德不仅与个人生活质量的高低有关,而且关系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前景.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广泛影响和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如何看待消费与经济社会发展、消费与人类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而走节俭型适度消费之路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以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映现着哈贝马斯在伦理学探究中的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神以及对互主体性原则的坚持。通过赛博社群成员之间的商谈建构赛博空间商谈伦理,需要理想的商谈环境和伦理商谈机制。赛博空间商谈伦理建构的难点和落脚点在于赛博空间道德主体的建构。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先秦儒学克制道德相对主义的三个向度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对克服当代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具有启发性意义.     

道德相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道德观的影响

道德相对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道德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大学生处于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背景中以及大学生道德观具有不稳定性.抵制道德相对主义错误思潮,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大学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改进高校德育模式、深化理论研究和打造大学生道德高地.     

苏格拉底的＂德性＂与＂善＂的目的论思想

苏格拉底以“德性”为核心的伦理思想是在批判智者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苏格拉底的“德性”是客观性、普遍性和目的性的统一。苏格拉底的“善”的目的论思想和追求“善生”的主张对当代的道德重构和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价值多元论的道德困境——解读以赛亚·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

伯林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解释基督教道德与历史上伟大人物取得赫赫功业的手段之间的道德冲突问题时,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价值多元。由此,伯林认为这一道德困境不是同一道德体系下的困境,而是两套道德体系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伯林阐发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并引入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对概念来解决上述道德困境。但是,通过两套道德体系的理论不足以消解这一道德困境,而且也不足以证成价值多元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提出对解决道德困境的伦理标准的选择于事无补,反而容易陷入相对主义,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及当代意义

儒家的内在超越指儒家能够通过道德使得人生具有超越性,强调道德能够提供价值信仰,它源于并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但是,儒家思想的主体性特征必须放到启蒙以来现代性背景下讨论才有意义。儒家的主体性既可对接现代性,建立现代社会政治制度,也可克服西方启蒙以来的出现价值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现象,还具有西方近代以来的“公民宗教”功能,这些都是儒家主体性的时代意义。     

费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约与不可比理论研究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是以对不可通约的运思而展开的。不可通约引起的最大问题是传统之间的比较问题,费耶阿本德通过阐释不可通约与不可比的关系,澄清了不可通约并不等于不可比,不可通约的传统之间存在着比较。不可通约的思想既反对绝对主义,也反对极端相对主义,费耶阿本德要消除的正是要么客观主义,要么相对主义的绝对对立的状况。     

有限论：规则遵从悖论的一种社会学解决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规则遵从悖论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对维特根斯坦进行社会学的解读,从而给规则遵从悖论以一种有限论的解决。有限论的解决具有如下特点：外在主义的解读,集体主义的立场,相对主义的取向,而这与爱丁堡学派的理论旨趣与理论演变是密切相关的。     

试论儒家思想中的精神教育

儒家教育思想虽然已经失去了支配教育的主体地位,但其精神教育中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道德信念坚守、理想人格塑造以及其教育途径和方法,仍然对当代大学生精神教育有所助益。     

作者精神权利的独立性

作者精神权利强调保持作者与作品的正当联系,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长期以来,学界对精神权利的地位一直存有争议。从对精神权利的内容、基础与一般人格权的区别以及作用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精神权利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同时,精神权利理论与相关的立法文件和司法实践之间也存在不相协调之处,应当对其绝对性原则加以修正,重视和尊重作者对于其作品的意志自由。